由于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和稅制特點，稅收收入對經濟增速回落的反應更加敏感。財政部10月22日發布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稅收收入增速總體大幅回落，一些地方的非稅收入在稅收收入增長“失速”的情況下大增，有的地方非稅收入高出稅收收入40多個百分點。各地政府都感受到近年來少有的財政壓力，多地甚至將非稅收入尤其是罰沒收入作為財政“增收挖潛”的重要途徑。
　　在此情況下，“后土地財政”時代，地方政府如何破解財政吃緊困境尤為重要。因不少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高度依賴，財政增速放緩與土地相關的稅費減少有很大關系。2012年，來自省級及主要城市的千億級、萬億級投資規劃層出不窮，被視為地方版“4萬億”計劃。但這次中央未再以擴張性的財政支出拉動經濟，加之對房地產市場嚴格的調控措施，卡住了土地財政之路。分析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不難發現，當宏觀經濟政策轉向經濟增長時，土地成為其首選的財政政策。但是，只要中央堅持房地產調控，把擠出房地產市場中的投資與投機成分當作長期任務來抓，這種土地經濟便不可持續，只會轉化成產能過剩與資源浪費。在后土地經濟時代里，該怎樣解決最現實的財政增收問題？
　　答案就是讓地方政府不再依賴土地財政，必須要讓其有新的財政收入，新的經濟增長點。對于地方政府而言，“穩增長”就是“穩投資”，而在后土地經濟時代，“穩投資”更是“穩民間投資”。
　　首先，將過去政府籌資投資轉變為以民間投資為主。投資這駕馬車不但不能下降而且可適度加快，但要轉變投資方式，將過去政府主導的投資轉變為市場主導；將過去政府籌資投資轉變為以民間投資為主。政府在把控投資這駕馬車中，要做的就是創造寬松的投資環境，比如：高效、廉潔、公平公正的機制，服務于投資企業，讓企業心甘情愿投資。
　　其次，謹防“非稅收收入”傷害民營經濟。稅收因經濟下行增長乏力、財政收入增幅顯著下滑而增長“失速”，非稅收入卻上緊了發條，加速發動。這種非稅收入的高速增長在減輕財政壓力的同時，卻大幅增加了企業的痛感。雖然非稅收入占財政收入比重不大，但非稅收入高速增長是不正常現象，應當關注這個問題。
　　因此，地方政府要穩住民間投資，所要做的是創造適合民間投資的市場環境，貫徹實施民間投資“新36條”，約束政府權力，避免行政力量對微觀經濟的干擾。只要民間資本的權益能夠得到保障，投資項目也足夠吸引人，“穩增長”就不會再成為難題，這也是中央“穩增長”與“調結構”兩大宏觀經濟政策主線的交匯所在。
　　最后，振興經濟化解地方債務危機必須扶持實體企業。
　　目前地方債務的償還邏輯進入了一個困境：為了避免出現違約風險，則必須確保地方政府的土地收益，而為了防止房地產泡沫，又不能放松對房地產的調控。中國地方債務風險的最終化解，一方面在制度上要盡快解決分稅制的體制問題；另一方面，在償債的來源上，要盡快擺脫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恰恰說明地方經濟本身缺乏造血功能，實體產業和中小企業等無法為地方財政提供收入來源，地方只能依賴賣地生存，而這顯然是一個惡性循環。解決地方債務最好的選擇是果斷擺脫其對土地財政的依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絕不是相反。
　　地方政府可以建立產業基金來調動民間資本，引導全國以及全世界的某一個行業的優秀企業到地方來，形成某個行業的產業集群，在一個城市把某個行業做成世界一流的產業。這種新的經濟增長方式形成后，地方政府必然不會再依賴土地財政了。
　　經濟結構調整非一日之功，不經歷改革陣痛，不可能順利渡過難關。實現國富民強，最基本的路徑就是發展實體經濟，不斷創造社會財富。對此，各級地方政府應該優化投資環境，扶持各類民營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讓實體經濟日益勃興。而不是絞盡腦汁，投機取巧，奉行“拿來主義”，依仗賣地、罰款、收房產稅支撐起地方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