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資本流動方向的重大變化，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何以這段時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與美元指數的相關性在減弱。或許，一個可能的趨勢會是，人民幣匯率波幅將繼續擴大，不確定性將上升。因為人民幣匯率將越來越受到市場因素、國際因素的復雜影響。
　　近期人民幣匯率似乎又重現升值趨勢，連創新高，而同期美元指數并沒有出現特別大的貶值。顯然，用人民幣匯率與美元指數的非常關系來解釋比較困難，而一年多來國際資本流動出現的顯著變化，也影響了我國的跨境資本流動，并且影響到人民幣匯率。
　　為此，首要分析的問題是，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是否正再次脫離美元指數走勢，另外，有什么更重要的因素在影響人民幣匯率？考察2010年7月至2012年9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與美元指數的相關性，發現兩者的相關性正在發生變化。2010年7月至2011年5月，兩者基本呈現明顯的反向關系；而從2011年5月至今，兩者的反向關系不斷減弱、甚至有點“不相關”。從今年年初起，人民幣匯率已從改變了過去的單邊升值之勢轉而呈現雙向波動，但幅度很小。但5月到7月，人民幣匯率不斷走弱，甚至有判斷認為人民幣匯率就此進入了貶值通道。如果從人民幣對美元的相對關系出發，也可以解釋人民幣匯率不斷走弱的趨勢，因為這段時期美元指數自79點下方一路強勢震蕩上揚，攀升至83點上方。不過，美元指數僅僅是影響人民幣匯率重要因素之一，而不可能是唯一因素。果然，8月底以來人民幣連續第十一周上漲，重回升值通道，甚至不斷觸及漲停、連創新高，而同期美元指數并沒有出現大波動。
　　仔細觀察2011年下半年至今的數據，筆者認為，跨境資本流動可能是影響人民幣匯率的新的重要因素。
　　首先，跨境資本流動正越來越成為影響人民幣匯率波動的重要因素。從一般供求關系考察，匯率與國際資本流動有明顯的“共振”關系。美元匯率如此，人民幣匯率也是如此。一年來，我國跨境資本流動與人民幣匯率的關系不斷增強。從去年四季度到今年三季度，我國跨境資本流動從大規模資本流入逆轉為資本流出。去年四季度，我國跨境資本流動由前三季度資本凈流入同比增長1.3倍逆轉為全年同比下降12%，國際收支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474億美元，同時，我國外匯儲備也從去年三季度的3.27萬億美元下降至四季度的3.18萬億美元，同期外匯占款大幅度下降，并呈現出降幅擴大趨勢。這是自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高潮以來首次出現外儲與外匯占款雙降。雖然今年一季度又出現了國際資本凈流入499億美元，但同比卻下降達56%。這反映國際資本流入的動力明顯減弱。今年二季度，繼去年四季度之后我國國際收支資本和金融項目再現逆差，幅度達到714億美元，外匯儲備余額減少了650億美元。而恰恰在三季度，資本流動再次進入。盡管三季度國際收支資本和金融項目的數據還沒有公布，但可以預計會出現比較大的順差。因為央行公布的外儲余額從二季度末的3.24萬億美元大幅度上升為3.648萬億美元，今年前三季度外匯儲備余額也由負轉正。我國跨境資本流動與人民幣匯率再次“出乎預料”地對應，很難說是不謀而合。
　　其次，由于當下全球投資者仍然普遍對世界經濟前景預期悲觀，國際資本正從部分新興經濟體及債務危機深化的歐元區國家大規模流出，美國再度成為國際資本的重要避風港。例如，二季度以來，印度、俄羅斯等部分新興經濟體國際貨幣出現1998年以來的最嚴重貶值，并由此引發了較大規模的國際資本流出。據俄羅斯央行的數據：上半年俄資本凈流出達434億美元。巴西股市基金資金上半年大規模流出，規模已接近2008年的水平。國際資本將美國作為避險首選，是因為各國投資者對歐元區還是感覺很不放心。據美國財政部公布的國際資本流動數據，今年5月美國國際資本凈流入突破1000億美元，達1017億美元。在隨后幾個月中仍然保持資本凈流入態勢：6月167億美元、7月737億美元、8月914億美元。也就是說，在短短的4個月內國際資本凈流入達到2900億美元。筆者以為，國際資本流動方向的重大變化，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何以這段時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與美元指數的相關性在減弱。
　　當前，世界經濟前景預期與歐債危機解決前景仍然很不明朗的情況下，國際資本從新興市場的流出表現了較突出的避險特征，至于最終是否會演變成外流的長期趨勢，則還不能確定。但是，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報告所指出的，新興經濟體當前正面臨貿易滑坡以及資本流動波動較大的局面、資本外流可能加大對經濟的沖擊效應。
　　雖然我們不能就此斷定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與美元指數的關系會越來越弱，并且我們也不可能認同人民幣匯率再次形成單邊升值之勢�；蛟S，一個可能的趨勢會是，人民幣匯率波幅將繼續擴大、不確定性將上升。因為人民幣匯率將越來越受到市場因素、國際因素的復雜影響。特別是，從國際資本流動的總體趨向和我國經濟金融本身的發展態勢來觀察，我國跨境資本流動出現大幅度波動的狀況可能還將延續，跨境資本流動因此也將繼續影響人民幣匯率的波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