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隨著一些地方土地財政功能受阻，對企業征稅、罰款就加大了力度，征收“過頭稅”的現象也開始出現。杭州杭派女裝商會秘書長孟平說，所在區的區長隔三差五找稅務局長開會，把這個壓力都分攤到企業頭上。今年稅收增幅不夠，為了數字上好看，就把明年的部分稅收都拿過來“預支”。“當財政局的一位領導來收‘過頭稅’時，對我說‘兄弟幫忙’，你說，我能怎么辦？”孟平說。
　　盡管財政部此前三令五申嚴禁征收“過頭稅”，但顯然地方政府不怎么買賬，而財政部的禁令似乎也只是嘴上的禁令，而不會認真去落實。“過頭稅”問題，在于政府相對于企業的強勢，在于行政權力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規范、制約和監督，使得“過頭稅”成為困擾我國政治和經濟發展的一個痼疾。
　　今年以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包括“營改增”在內的結構性減稅政策，同時還取消了上百項行政事業性收費，這對緩解企業壓力、刺激居民消費不可謂不給力。但在減稅的背景下，企業并沒有獲得減負的效果，見諸媒體的仍是企業關于進一步減負的呼吁，都覺得自己的負擔仍很嚴重。原因是顯而易見的，減稅的效果被加強稅收征管、非稅的罰沒收入以及“過頭稅”給對沖掉了，兩個相反的作用力之下，負擔還是那個老樣子，甚至在一定程度和一些地方變得更加嚴重。
　　政府在收稅、罰款方面權力的強勢，極容易形成濫用的局面。特別是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在財政增收的硬指標和講大局壓力下，權力的濫用也變得理直氣壯，法律變成了人情。而政府這個人情，對于企業而言，是不敢不給的，即使心里叫苦不迭，也只能硬著頭皮答應下來。可是“過頭稅”一旦征收起來是會上癮的，今年把明年的征了，明年就只好再把后年的征了，每年都在寅吃卯糧，就容易失控。
　　過去十數年，中國經濟一直在高速發展，被國際公認是“奇跡”。但我們知道，這種奇跡式的發展無法長久，因為我們的資源、環境、人力成本等不能持續透支，經濟要轉型，發展要改革，速度要降下來，謀求更具效率、更能創新、更加環保的可持續發展，也就是中央政府一直倡導的科學發展觀。經濟發展速度從奇跡回歸常態，政府財政收入自然也要適應這樣一個降速的趨勢，因此相應的開支就應該減少和節約，而不是還強求經濟高速發展時的財政增收速度，以至于實現不了就向企業施壓。
　　經濟增長出現的困難，辯證地看也是一個機遇，因為只有危機才能倒逼出改革的動作，政府才有轉型的壓力和動力，從大包大攬型的政府轉向服務型政府。如果我們做到了這一點，危機反而成為我們進一步發展的跳板。如果相反，在危機的時候去做一些類似征收“過頭稅”的事情，則有可能讓我們遲遲走不出發展模式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