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我國小麥、水稻連年豐收、庫存充裕，此輪全球糧價上漲，短期內不會對我國糧食供給與市場形成沖擊，但仍需高度警惕和防范全球糧價上漲以及供需形勢變化對我國國內糧食市場乃至宏觀經濟運行的不利影響。
國際糧價上漲將通過大豆、谷物等進口鏈條直接傳導到國內市場，推動國內食品價格上漲。抑制我國糧食進口，有可能造成國內大豆、飼料等原料供應不足。國內外差價擴大，或將形成不合理的糧農產品出口需求。
近年我國小麥、水稻連年豐收、庫存充裕，此輪全球糧價上漲，短期內不會對我國糧食供給與市場形成沖擊。今年6月以來，我國糧食市場保持穩定，糧價波動處于合理范圍。但是，目前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進口國，2011年大豆進口達5264萬噸，占全球大豆進口量的60％，對外依存度達80％。近兩年還通過國際市場解決國內糧食玉米、小麥等糧食品種結構性需求。因此，必須高度警惕和防范全球糧價上漲以及供需形勢變化對我國國內糧食市場乃至宏觀經濟運行的不利影響。
——國際糧價上漲將通過大豆、谷物等進口鏈條直接傳導到國內市場，推動國內食品價格上漲。
國際價格上漲主要影響包括，一是將通過植物油傳導，使今年下半年后期食品價格高企壓力增大；二是與玉米等動物能量飼料不同（玉米飼料可用小麥等替代），豆粕作為蛋白飼料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若豆粕價格高企，將直接增加下游養殖業成本壓力，進一步壓縮畜禽養殖盈利空間，打擊養殖戶生產積極性，抑制養殖業回暖，這在今年年底將突出表現出來；三是大豆進口成本升至歷史高位，國內壓榨持續處于虧損狀態，企業經營風險越來越大，今明兩年部分地區有可能出現中小壓榨企業關停、倒閉問題。
——抑制我國糧食進口，有可能造成國內大豆、飼料等原料供應不足。
去年以來，由于國內玉米供應偏緊、價格高企，每月約有250萬噸的小麥替代玉米用于飼料。今年小麥生產總體上雖然獲得“九年豐”，但局部地區小麥因病害導致質量下降，且略有減產。為補充國內供給，今年上半年我國加大了進口規模，共進口小麥、玉米等谷物734．3萬噸。但從今年7月開始，由于國際價格大幅上漲，后期繼續進口小麥、玉米的難度將越來越大。其中，由于玉米價格大幅度上升，部分谷物出口供應商為了減少虧損，對進口商違約不交貨，據了解，出口商承擔10％的履約保證金，在財務上講要比交貨劃算。
從大豆進口看，由于前期國內外大豆差價每噸300元
（每進口1噸大豆將虧損300元），因此出現了所謂“洗船”現象，即部分企業為規避進口虧損風險，減少進口大豆到貨，將已裝船待運的大豆，直接在國外退貨或轉賣給其他國家，每噸另外可賺40—50美元。據了解，今年企業進口采購積極性明顯減弱，未來幾個月我國大豆到港量會相對減少。根據船期統計，8—10月預計大豆到港1100萬噸，11月預計到港400萬噸，12月預計到港450萬噸，未來5個月月均到港量在390萬噸左右，遠低于今年上半年月均484萬噸的到港水平。尤其是，由于南美大豆減產、供應減少，今年后期全球大豆供貨壓力轉向美國，但美國大豆也因旱災減產，價格有可能居高不下。可見，今年下半年我國大豆供應形勢將趨于緊張，這將直接影響下游養殖業飼料供應，對保障國內肉類等產品有效供給、保持國內食品價格基本穩定不利。
——國內外差價擴大，或將形成不合理的糧農產品出口需求。
調查表明，在全球糧價上漲的背景下，國內糧價低于國際市場的趨勢日益明顯。本來今年國內玉米、豆粕等飼料供應就相對緊張，若這種不合理的出口需求增加，將進一步加劇國內供需矛盾。
在當前國際國內形勢復雜多變的局面下，積極有效應對全球糧食價格上漲與供需形勢變化帶來的嚴峻挑戰，對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市場穩定，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意義重大。建議：
第一，目前應暫停大豆等糧食儲備的調控性拍賣，為年底應對更加復雜的糧價上漲形勢留足政策手段，夯實調控基礎。我們判斷，全球糧價上漲影響有可能于今年后期傳導到國內市場，年底國內食品價格或呈上漲趨勢。建議目前暫停大豆等糧食儲備的調控性拍賣，減緩政策性糧食儲備釋放，為后期調控政策預留足夠的空間和手段。
第二，積極發揮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減少行政干預，增強調控的針對性和有效性。要抓住當前相對寬松的宏觀經濟環境機遇，減少農產品價格扭曲，逐步建立國內外農產品價格接軌機制，引導農產品價格回歸市場均衡水平。為保持市場正常運行，建議盡可能避免對農產品采取行政性限價措施，進一步增強調控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要抓緊探索建立定向食品補貼制度，對低收入階層特別是貧困人口,以發放購糧補助金、食品券或定向供應平價糧等方式，緩解糧價上漲的影響，保證貧困人口和低收入階層對糧食的基本需要。
第三，鼓勵從境外進口糧油產品，積極實施農業“走出去”戰略，加快建設全球農產品供應鏈。要積極安排糧油產品進口，補充國內庫存，調劑品種余缺，填補供需缺口。全面實施農業“走出去”戰略，重點要調整我國與緬甸、老撾等國家的邊貿政策，降低關稅，鼓勵通過小額貿易進口一定數量的大米，既支持這些國家發展農業生產，也可建立穩定、合理、安全的糧食合作關系；進一步加強對烏克蘭等黑海以及南美地區的農業投資與合作，抓緊布局建立持續、穩定、安全的資源性農產品全球供應鏈。
第四，強化糧食需求管理，限制糧食產品出口。根據國際糧情變化與我國糧食供需新格局，適時調整糧食產業政策。堅決控制糧食深加工產業發展，特別要嚴格控制糧食用于工業酒精、燃料乙醇、涂料等非食物鏈生產；對高能耗、高污染的糧食深加工產品，全面取消出口退稅，征收環境稅和出口稅，推動糧食深加工產業結構調整。
第五，抓緊建立全球糧食供需與市場價格分析機制和體系。此輪全球糧價波動與市場激烈博弈，深刻反映了全球糧食市場信息競爭的復雜性和嚴峻性。建議借鑒美國農業部等機構的經驗，抓緊建立專門機構、專業隊伍、權威發布、公共服務的全球糧食供需與市場監測服務機制與體系，為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戰略提供決策支撐，為國內市場、企業與公眾提供基礎服務。
第六，積極支持國際機構開展共同應對糧價上漲的國際合作與政策協調行動。重點要避免糧食出口國采取出口限制、囤積居奇，減少乃至停止玉米等糧油資源用于生物能源生產等國際政策協調。據估計，目前美國每年有1．2億—1．3億噸玉米
（占其玉米產量的40％）用于生產燃料乙醇，今年若減少1／3的生物乙醇生產，就可以彌補旱災減產導致的玉米供給不足。積極支持和參與聯合國機構開展的援助低收入、貧困國家糧食安全的國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