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我國夏糧主產區，河北地區小麥播種目前已經結束，一些麥地開始冒出新芽。但在易縣，由于種小麥的收益和成本只能勉強平衡，甚至會出現虧本，撂荒像傳染病般開始在部分農村蔓延。易縣農業局表示，全縣約有2萬畝麥田出現季節性的拋荒。（《每日經濟新聞》10月16日）
　　此前還有媒體報道，國家糧食局將在世界糧食日當天向全國糧食系統干部職工發起倡議，倡導自愿參加24小時饑餓體驗活動。
　　一邊是糧食系統24小時禁食，高調體驗饑餓；另一邊，卻是不少農民選擇“用腳投票”，逃離土地，將肥沃的耕地大面積撂荒。這樣的情景混搭在一起，不免讓人感到有些凌亂。農民為什么寧可“在家玩”也不愿種小麥？到底應如何提高農民耕種的積極性？
　　嚴重失衡的投入產出比，是一個重要原因。按照易縣農民開列的賬本，每畝小麥的種植成本包括：耕地50元、播種35元、種子130元、化肥265元（兩次施肥的時間不同）、收割100元、澆地160元（共4次）、農藥30元，等等，總計770元。而當地小麥每畝的產量往往在千斤之內，這樣算下來，要么持平，要么略有盈余，這還不包括農民勞動力的投入。在一個小麥種植已經完全市場化的環境下，農民當然要考慮成本和收益問題。
　　與以往習見的情況略有差別的是，在推高農民種地成本的諸多因素中，除了農藥、化肥、種子、灌溉等等方面，更有人力成本的上漲。比如，翻耕土地、播種、收割、運輸等等，用農民的話說，就是稍微動一動都要花錢，以往那種相互換工幫忙，或者是無償提供勞務的情形，如今已經罕見了。
　　這種“新動向”昭示農民勞動力價格的杠桿作用正在日益凸顯，并發揮作用，這種商品化的過程可能比較緩慢，價格也并不穩定和均衡，但卻不可阻擋。如果農民在耕地上“節省”下來的勞動，可以在務工或者其他方面獲得收益，則這種“撂荒”就是主動的，并非完全不可理解。
　　當外部世界已經完全市場化了，沒有人能夠要求農民死死釘在土地上，無論豐歉、無論虧盈。因為，至少從目前的情形看，務農似乎已不再是農民生存的全部，而只是維持生計的一個組成部分；土地也不再單純具有安身立命的絕對價值，不過是一種相對而言比較重要的價值而已。
　　也因此，政府在破解農民棄耕、土地撂荒的問題時，就不應該依然停留在慣常的思維上，而是應敏銳地發現農民的變化，順應并引導之。比如，談及農民種糧積極性不高，就習慣性地認為應該大幅提高糧食價格。但且不論大幅提高糧價是否現實，即便漲價，處于產業鏈末端、主體分散的農民，在糧價上漲的過程中分享的利益也不多。
　　當務之急，應該是從現實出發，將農民視為市場經濟中獨立的經營個體，只要提高了勞動力的價格，則農民的收入自然就會隨之增長，在這個基礎上，每一家農戶不一定都要完成從種植到收割、加工的全過程，而是逐步實現農業生產的分工協作。現在，河北、河南的農民“收割大軍”已經獲得了很好的經濟效益，既然收割環節可以，其他環節為什么不可以分離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