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后，國際社會經歷了一系列嚴重的金融危機。面對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的沖擊，國際社會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愿望越來越強烈。歷史經驗表明，國際貨幣體系的形成和調整需要國際間的廣泛合作。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與國際貨幣體系之間的相互影響力日益提高。一方面，中國的匯率制度、儲備資產構成，人民幣的可兌換性、資本項目開放、金融安全等日益成為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的嚴穩發展越來越依賴于國際貨幣體系的健康與穩定。在新一輪國際貨幣體系的調整中，中國正經歷著從規則的接受者向討論參與者的角色轉換。如何更好地發揮作用，為創造更加健康穩定的貨幣體系做出貢獻，是中國當前正在思考和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
每次金融危機之后，都會出現關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大討論。最近的兩次分別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由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在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國家——美國首先爆發，對全球經濟造成巨大沖擊。波及面之廣，前所未有，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
對國際社會來說，短期內最為現實的選擇是繼續推動儲備貨幣的多元化，與此同時加強特別提款權（SDR）的作用，而且要進一步加強國際合作不斷改善條件，爭取最大限度地防止匯率的劇烈波動及其對世界經濟的沖擊。
當前，各個層面都在討論：構建一個什么樣的國際貨幣體系才是穩定的。
2009年6月26日，聯合國192個成員國在“經濟與金融危機及其對發展的影響”高級別會議上發表了一份聲明，對危機應對進行了廣泛的分析，并提出實質性建議，包括緩解危機的短期措施，和國際貨幣金融的長期性結構改革。
IMF建立了改革國際貨幣體系（Reforming InternationalMonetary
System）網站，內容包括全球失衡、資本流動、全球儲備體系、全球金融安全網絡和救助及政策協調。
毋庸置疑，我們需要一個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既能滿足國際交易的支付需求，又能避免和有效化解金融危機；既能保持全球化勢頭，又能實現全球平衡。為此，各國應加強合作，重點推進匯率制度、儲備貨幣、金融安全和救助方面的改革。
——儲備貨幣：多元化還是超主權
由于其固有的流動性和信任之間矛盾，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被普遍認為是造成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金融市場不穩定、發展中經濟體超額儲備、國際收支失衡等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當前，在改革儲備貨幣方面，構建超主權儲備貨幣的呼聲漸高。與各國以往儲備貨幣多元化的現實做法相比，構建超主權儲備貨幣是個更為理想的選擇。
超主權儲備貨幣的主張并不新。早在1930年，凱恩斯在其著作《貨幣通論》就已經提出過；在布雷頓森林協定討論期間，他也曾提出建立國際貨幣單位“Bancor”的設想。超主權儲備貨幣的好處是明顯的。它不僅可以克服主權信用貨幣的內在風險，而且使調控全球流動性成為可能。
但超主權儲備貨幣構想的實施難度巨大。設立國際貨幣的最大障礙在美國。恩道爾指出，美元是美國創造“美國世紀”的兩根支柱之一（另一根支柱是軍事力量）。美國在維護美元國際貨幣地位方面不遺余力。這也是為什么
IMF在超主權儲備貨幣“Bancor”提出后半個世紀才創設了特別提款權（下稱SDR）。而且受分配機制和使用范圍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仍十分有限。
未來，美國有可能放棄對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這一支撐嗎？斯蒂格利茨認為現在是個很好的機會。他指出目前的危機為清除妨礙新全球貨幣體系的政治阻力提供了一個理想的機會。因為美國或許會發現其儲備貨幣地位所需要的代價越來越大，也越來越不穩固。美國和外匯儲備持有國都可能會覺得引入新體系是可以接受的。
斯蒂格利茨的觀點只是說明了可能性，現實中的可行性依然有待時間檢驗。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是美國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要一個相信“如果你控制了貨幣，你就控制了整個世界”（亨利·基辛格）的國家放棄對貨幣的控制，談何容易。任何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方案，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將會止步于討論階段。正如蒙代爾所說，沒有美國的積極參與，談論國際貨幣改革就是一句空話。對于國際貨幣體系的眾多外圍國家而言，短期內最為現實的選擇是繼續推動儲備貨幣的多元化，與此同時加強特別提款權（SDR）的作用。這樣的方案更容易讓美國接受，并且獲得進展。長期而言，國際社會還是要繼續說服美國認可超主權儲備貨幣的主張，因為這對大家都有利。
——匯率制度：固定還是浮動
每當金融危機爆發時，就會有很多人懷念金本位制下低通脹、經濟穩定增長、國際收支自動調節的美好時代。事實上，金本位制下也有危機，但危機相對容易被控制。在全球化已經幾乎遍布世界每個角落的今天，回到金本位制已經不可能了，那樣只會帶來全球通貨緊縮。卡塞爾1925年就明確指出：按照目前黃金的生產形勢，可以肯定，相當短時期之后或許十年之內，需求的增長會使黃金的供求從當前的過度供給轉化為過度稀缺，并由此引起價格下跌。
而在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中，維持固定匯率制也被歷史證明難以為繼。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時，核心外圍經濟體選擇了匯率浮動。但這也并不意味著浮動匯率制就優于固定匯率制。完全浮動的匯率會阻礙國際貿易的發展，加劇國際金融的動蕩。
當前的形勢雖然不允許國際貨幣體系回到固定匯率制下，但我們可以通過國際合作不斷改善條件，爭取最大限度地防止匯率的劇烈波動及其對世界經濟的沖擊。
首先，應努力實現聯合國“千年目標”，縮小外圍經濟體與核心外圍和中心國家之間在經濟發展程度上的差距。歐元區的經驗表明，經濟發展水平相近、貨幣政策目標相似的經濟體之間，更容易維持匯率的有限波動。而且外圍經濟體的經濟健康穩定，可以大大降低其遭受國際游資沖擊的可能。
其次，應建立全球資本，尤其是短期資本跨境流動的信息互通共享機制，以及應對國際游資的國家間聯動機制。鑒于國際游資的危害性，加強提前預防和事后應對方面的國際合作，對維護匯率穩定非常必要。
第三，應幫助新興經濟體建立高效的投機性短期資本流動控制機制。新興經濟體正處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更應注重防范投機性短期資本的沖擊。斯蒂格利茨認為如果當局在經濟繁榮時期允許資本激增以獲得迅速的匯率升值和經常賬戶赤字，那么結果幾乎肯定就是國際收支差額危機，同時隨之而來的就是國內金融危機。他指出，當經濟繁榮主要是以投機性短期資本流的形式存在時，這個問題就顯得尤其嚴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