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產調控中的種種政策錯誤，反映了經濟政策制訂是我國公共管理中的一個薄弱環節。從總量來看，我國經濟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可是，許多跡象顯示，經濟政策的提出、構思、討論和制訂在很大程度上還停留在由行政官員主導以及由領導憑經驗拍腦門的階段，我們這個經濟體實際上是采用比較原始和粗糙的方法來進行管理的，專業知識在這里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利用。這與業已取得的經濟成就并不相稱。面對新的發展進程，對此應當進行深入的反思和糾正。
　　經濟管理是一門專業。經濟問題雖然不像工程技術問題那樣不易入門，雖然社會大眾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參與經濟問題的討論，但是，這絕不表明經濟學（以及社會科學）缺乏專業性，絕不表明這種專業性對于任何學習者都可以輕易地達到。恰恰相反，由于經濟與社會現象十分復雜，經濟學實際上是一門很不容易掌握的學問。學習經濟學，既要閱讀教科書和典籍，還要長期地、大量地觀察（甚至參與）經濟現實。正如某著名經濟學家所說的，一個人要是不能在這個領域磨礪十年以上，他將很難真正入門。
　　人們不大尊重經濟學的專業性，原因之一是經濟學界派別林立。“休克療法”在俄羅斯所引起的經濟災難，也嚴重損害了經濟學的聲譽。的確，西方主流經濟學在二十世紀所經歷的凌空蹈虛的擴張，它的日益僵化和教條化，要為這種災難負上一定的責任。可是，卓越的學者們都知道，這只是一個方面；不能脫離產生它的那些經典著作來孤立地看待理論模型。各門各派之間主要并不是相互對立的，而是互補的（這一點在算法式的“大綜合”中可以顯示得尤為清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是整個圖畫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經濟學家們在基本議題上大都意見一致。例如，增加商品供應可以阻止價格上漲，對此絕不會有人持不同意見，馬克思當然也不會。一些初學者或行外人往往熱衷于關注門派之爭，不過是對這門學科的一種誤解。經濟學固然需要繼續改造和發展，可是，沒有它，僅憑直覺和經驗，絕不會使經濟管理工作變得更好。
　　在經濟政策的制訂過程中，經濟學家應當發揮核心作用。經濟政策的制訂是一個多方參與的過程，立法機關、社會團體、媒體、公眾和行政部門都會參與其中，政治領導人則處于總攬和協調的位置上，其職責是組織各方面就經濟政策中的政治和價值取向有序地發表意見，作出抉擇。經濟學家的責任是發現和分析問題，并設計政策。這就好比要造一座房子，客戶要指出它的用途，也可以在設計和規格上提出大致要求，還可以評價設計方案和成品；但是，具體的圖紙則是由建筑設計師來制作的，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畫圖紙，一般也不必深入到各個具體細節中去。如果不聘請建筑師，大家只顧抒發各自的感想，加之某些長官在其中胡亂指揮，恐怕永遠也造不出一座像樣的房子。既要尊重專業性，專業性工作同時也要充分向其他人員和社會公眾開放，以便進行監督、評價和選擇。這就是現代社會中分工協作的道理。這既能保護民主，也能保護秩序和效率。
　　然而，目前的現實情況似乎距離這種狀態還比較遙遠。人們一般只尊重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的專業性，而不尊重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專業性。政府工作的專業水平雖然總的說來在不斷進步，然而在許多關鍵環節卻差強人意。改革開放以來，有一個時期，經濟學家們曾經在我國重大經濟決策過程中扮演過重要角色，可是，這種做法似乎并沒有很好地傳承下來。隨著近年來經濟形勢的好轉，對經濟學家的重視程度反而下降了，經濟政策的制訂權逐漸地轉移到了行政官員手中。這些官員們長期過著辦公室里的生活，大都只具有一些行政工作的經驗，他們要么是理工科出身，要么只學過一些初級的財經知識，有的熱衷于權力和部門利益，甚至存心貪腐。至于具體工商業活動是如何進行的，大都未曾體驗過。可是，相關政策如何制訂，卻與他們自身的利益關系密切。他們提出眼界狹隘的、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利用各種機會游說領導，往往在各界來不及反應、甚至還不知情的情況下就推出政策，付諸實施。尤其是近些年來，許多原本從事政治工作的干部加入到了經濟管理部門。特別是在實體經濟管理領域，除了個別例外，幾乎是清一色的行政官員在討論和制訂政策，鮮有經濟學家在其中擁有舉足輕重的發言權。經濟學家和經濟專家被邊緣化了，他們只能去刊物和媒體上寫寫文章，在座談會上發發言。對專業知識和專業意見的所謂“尊重”只不過是形式化的。
　　以發改委為例。這個部門的工作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理論性。由于它實際上就是以前的國家計劃委員會，而我們現在搞的是市場經濟，所以曾經有許多人士呼吁撤消它。退一步講，即使這個部門暫且不予撤消，那么也應當由資深的經濟專家來進行領導，并應當由若干高水準的經濟學家來擔當顧問，以及由眾多的專業人士來進行輔助。可是，實際情況是，在更名為“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以后，這個部門并未進行大動作的實質性改組，領導這個部門的是一批習慣于老一套經濟管理方式的行政官員。他們與其他經濟管理部門相互配套，用糟糕的、低水平的思維方式來調控我們這個業已比較現代化的經濟體。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正如我們在前期所論述的——許多不符合經濟規律的、不著邊際的政策都出臺了（或者繼續維持），而重要的改革事務卻遲遲未能下決心去做。在種種短視的政策之下，經濟發展的后勁如今已經嚴重不足，這一點現在是一個共識。
　　回顧歷史就可以發現，管理經濟其實一直是我黨各項施政能力中相對比較薄弱因而亟需加強的一項。早期的中國共產黨曾經具有很高的知識水準。后來，隨著革命中心向農村的轉移，黨員的知識素養難免下降，于是這才有了毛澤東同志的“進京趕考”一說。然而，建國以后，政治運動不斷，知識分子成為被工農改造的對象。雖然這種改造當時在各社會主義國家是普遍現象，但是，通過橫向比較就可以發現，哪個社會主義國家也不如我們折騰得兇，也不如我們這樣輕視經濟工作，輕視知識分子和專業技能，也不如我們這樣曾經造成那么巨大的災難。全黨不僅未能很好地“城市化”，反而要求城市向農村學習，甚至把大批的城市青年輸送到農村就業。改革開放以后，知識化和專業化的口號的確提出來了，可是，這種口號只是限于自然科學領域，很少有人把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當回事。當政治領導人，就要成為全才，就要親自構思和拍板經濟工作，否則就不夠有派頭，就不夠有魄力，有水平，他的能力就要受到質疑。這成了一種習慣，一種風氣，一種潛規則。縱觀歷史，這種傾向是十分明顯的。
　　術業有專攻，社會有分工。政治人物不必一定要成為經濟專家，似乎只有這樣才能成為政治人物。政治人物應當與經濟學家和經濟專家分工協作，各盡其職。這是現代社會的基本規則，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和進行下一步改革開放的必然要求，也是國內經濟界的殷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