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半年來，折磨全球金融市場達兩三年之久的歐債危機稍有平息。隨著歐洲央行放松其強硬立場以及永久性的救援機制——ESM的正式設立，投資者信心在慢慢恢復，其直接體現就是西班牙、意大利等國的國債收益率表現比較平穩且有所下降。
　　那么，這一切是否意味著歐債危機已經成為過去時？歐洲的經濟前景將因此變得光明起來呢？事情恐怕沒有那么簡單。
　　本專欄曾經分析過歐債危機的性質，指出其實質并非債務危機，而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貨幣區實踐危機。因為單純就債務指標來看，日本、美國要比許多歐洲國家要更嚴重，但其國債問題一直沒有對金融市場構成沖擊。
　　試設想：某天一個外星人背著一大堆黃金來到希臘、意大利、西班牙并將黃金交給這些國家的財政部，瞬間這些國家的債務清零，資產負債表變得十分亮麗。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事情？當然，這些國家會過上若干年的好日子，但只要這些國家仍然留在歐元區，仍然不思改革，可以肯定的是，若干年后經常項目逆差會再次降臨，國債又會從零開始逐步上升。之所以必定會出現這種宿命般的結果，根源就在于單一貨幣上。在單一貨幣下，對那些南部諸國來說，高估的匯率使其對區外國家和區內德國的相對競爭力始終無法提升，出現宏觀經濟失衡直至無法持續，乃是一種必然。
　　難道歐元的出現，真是歷史性的錯誤？我們不用懷疑單一貨幣的設計師們的智商，在他們的設想中，盡管沒有統一財政，矛盾仍然是可以調節的。一是通過統一市場，讓要素特別是勞動力充分流動來消除不平衡；二是通過對成員國赤字和債務設定一個約束指標，把各國間經濟失衡控制在一定范圍內，以確保劃一的貨幣政策對各國都能夠適用。不幸的是，這兩條在現實中都沒有發揮作用，歐洲各國間勞動力互相流動的程度遠遠達不到迅速調節失衡的作用，而指標約束又早已證明是一個徹底的失敗。危機爆發后又有人寄望于財政聯合，但這又談何容易，要讓歐洲各國實行美國或中國這種統一財政，沒幾十年的時間恐怕辦不到，遠水救不了近火（奇怪的是，近期國內有許多分析將銀行統一監管理解成財政聯合）。
　　那么我們是否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只要無法達成真正的財政聯合，歐元的崩潰是遲早的事，或者至少單一貨幣將成為歐洲一個持續而沉重的枷鎖？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到歐元區南部國家經濟失衡的根源上來，如果區內各國競爭力保持一致或相差不大，貿易失衡、匯率不適等問題自然不存在，也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主權債務危機。競爭力差異是一切問題的根源，而歐元設計師們所設計由此一根源產生的失衡調節機制又沒有發揮作用，所以才有歐債危機的的發生。顯然，如果能消除或大大縮小歐洲內部各國的競爭力差距，特別是南部國家與德國之間的競爭力差距，單一貨幣危機的根源也就被消除了。
　　如何消除或縮小這個差距？其實，歐元推出之初的幾年，區內主要國家德國與南部諸國之間在競爭力上差距并不明顯。當時德國完全沒有今天這么牛氣沖天，它還未完全消化兩德統一的負擔，更重要的是，當年德國與今天南方諸國一樣，存在嚴重的結構失調病癥。一方面福利開支過大、企業稅負過高；另一方面勞動力市場管制和保護過度，導致失業率高企。乏力的增長、沉重的財政負擔、過高的失業率困擾著這個國家，甚至因為赤字超標一度要受到歐盟的懲罰。是什么力量讓當年的“歐洲病夫”變成了今天的“歐洲救星”？答案十分簡單：系統性的改革。2003年，施羅德總理推出“2010年議程”，以強硬姿態對德國經濟體制進行“大修”，其內容包括減稅、削減福利、減少勞動者保護、簡化政府機構、出售部分低效國企，改革不局限于經濟方面，還涉及教育、科研、社會等方面。但是，這一雄心勃勃的改革短期內并沒有見到明顯成效，而民眾雖然也知道改革的重要性，但當短期的利益受到損害時，還是十分憤怒，所以在2005年的大選中，施羅德敗于默克爾，丟掉了總理寶座。這一年，德國的失業率高達13%。幸運的是，默克爾上臺后，“2010年議程”被保留下來，隨后改革的效果逐步顯現，德國經濟開始漸入佳境。而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德國與意大利等南部諸國之間的競爭力差距以強烈對比的形式暴露在世人面前。在危機之下，德國出口強勁，失業率逐步下降，如今只有7%左右，相反，南部諸國失業率卻節節走高，有些國家甚至高達25%。
　　就在德國進行系統性體制改革時，南部諸國卻白白浪費了大段的好時光，以至與德國間競爭力差距越拉越大。當然，我們不能認為是德國競爭力提升造成了今天的歐債危機，而應該反過來看，是南部諸國缺乏改革導致形成“雙速歐洲”造成今天的困局。其實，今天南部諸國與當年德國面臨的問題大同小異，南部諸國除了地下經濟比重大、政治較為腐敗外，其他方面與德國幾乎一模一樣。這些國家當時也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也試圖進行過一些改革，但與德國不同的是，這些國家缺乏有擔當的政治家，一遇阻力就退縮了，改革基本上沒有什么推進，比如意大利。
　　二戰后的1950~1960年代，意大利也曾創下奇跡，其經濟增速僅次于日本，超過當時的聯邦德國。但奇跡未能持續，在老齡化和高福利背景下，1990年代后病體日益明顯，它加入歐元區的時候，財務指標根本就沒有達標。整個經濟體系僵化，市場化競爭不充分，國際競爭力削減，據IMF的估計，該國服務業價格較充分競爭下要高60%，電力價格要高50%。由于對部分就業者實行過度保護，該國已形成了令人瞪目結舌的“二元制”分割的勞動力市場，不僅極大地降低了勞動力市場的彈性，而且制造了嚴重的不公平。
　　北方的德國系統性改革見效后，意大利與德國間的競爭力差距越拉越大。去年11月，貝盧斯科尼政府下臺，政治中立的蒙蒂內閣上臺，開始推行分別為“拯救意大利”法案、“意大利增長法案”、“簡化意大利”法案的系統性改革。其改革內容與當年德國“2010年議程”可謂大同小異，同時，希臘、西班牙等國也推出了類似的改革。只不過在今天這種危機壓頂的被動環境下，既要減福利又要增稅，這些國家面臨的痛苦遠甚于當年德國的主動改革，但是，只要還想留在歐元區，那么這些縮小與德國之間競爭力差距的改革就是絕對不可少的。單純的緊縮很可能會讓債務越來越多，破除反市場因素的結構性改革才能最終推動經濟增長，而這才是真正減債的希望。據IMF的估計，意大利自由市場導向的改革如能有效推行，5年內會使GDP多提高6%。而從近期國際各方的反應看，蒙蒂的改革已受到了相當程度的認可。
　　總之，歐元要避免最終崩潰的命運，或者說要確保其在未來能良好運行，競爭力落后的諸國進行系統性的、有足夠力度的市場導向改革才是關鍵之中的關鍵。德國、意大利等國國運的反差，已經清楚地說明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