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策思路上既要重視企業當前存在的經營困難和問題，促進企業平穩度過與調整，也要抓住經濟增速回落形成的倒逼機制，推動結構調整和轉型發展，努力解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

　　從各因素發展趨勢及調研情況看，短期內企業效益仍難有明顯好轉，但逐步趨穩的可能性較大

　　從影響企業效益的各種因素分析看，由于多是趨勢性因素，短期內企業經營困難局面難以迅速改善。從外部市場需求看，世界經濟尚未穩定復蘇，外貿需求雖然在今年下半年會有所回升，但難以恢復到較高的水平。從國內投資看，由于我國投資率已經很高，政府在保障房、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雖仍有一定空間，但不可能再次推出大規模投資刺激計劃，而“新36條”對民間投資的促進作用有限，因此，固定資產投資也難有大的反轉。從國內消費看，雖然促進居民消費空間很大，但受制于收入水平和消費預期，消費出現好轉將是一個較長期的調整過程。從要素價格和企業成本方面看，我國各類企業都處于綜合成本持續上升的進程中。從行業增長過程看，各行業的過剩產能消化也需要時間。以上這些因素都決定了當前我國企業經營效益下滑將是一個較長期的過程。
　　從我們5—6月份對多個省市的紡織服裝、裝備制造以及醫藥等重點行業企業的調研情況看，這些行業也還沒有出現迅速回暖的跡象。目前，紡織業處于本世紀以來最為困難的時期，突出表現在出現大面積的虧損現象，經營困難程度遠大于統計數據所顯示的狀況。與紡織服裝業相比，裝備制造業的情況要好一些，但對下半年的前景也沒有多大的信心。
　　從具有一定領先性的PMI指標看，當前企業收入和利潤增速放緩也將持續一段時間。在2008年國際金融風暴以后，匯豐PMI指數連續8個月處于50的分界線以下，從2011年7月匯豐PMI指數降至49．3以來，已經有一年的時間低于50以下，而且6月份匯豐PMI指數降至48．1，比5月份下降0．3個百分點，還未出現回轉的趨勢。從2009年的經驗看，即使PMI指數開始回升，生產回暖也還需要一個季度左右的時間。
　　雖然如此，經過去年下半年和今年前幾個月的發展和調整，目前企業經營狀況開始有趨穩跡象。首先，世界經濟繼續向好的趨勢未變，出口有一定的好轉。歐盟危機雖然仍存變數，但從目前情況看有望逐步穩定，有利于國際經濟的復蘇。美國一季度GDP增長率達2．0％，已經連續兩個季度回升。日本一季度GDP增長2．8％，也擺脫了2011年全年負增長的局面。據海關統計，今年1—7月，我國出口總值為1．13萬億美元，增長7．8％，全年有可能實現外貿增長10％的目標。其次，我國政府已經將“穩增長”作為當前經濟工作中更加重要的任務，并且適當加強了對電力、水利、城市交通、高鐵等基礎設施的投資，調整了存款準備金率，兩次下調了存貸款利率，這些都會有助于恢復企業家信心。最后，我國當前就業狀況穩定，居民消費仍然平穩增長，具有保持一定速度的經濟增長的現實需求和潛力。
　　當前我國企業經濟效益顯著放緩既具有一定的暫時性和周期性，也具有一定的內在合理性和趨勢性。從國際經驗看，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特別是重工業化基本完成以后，企業平均利潤率有所降低是普遍規律。同時，企業經營效益下降也客觀反映了目前經濟調整在微觀層面上的實際情況。因此，在政策思路上既要重視企業當前存在的經營困難和問題，促進企業平穩度過調整時期，也要抓住經濟增速回落形成的倒逼機制，推動結構調整和轉型發展，努力解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
　　
　　做好政策微調、預調，進一步改善企業經營環境

　　要把克服短期困難與長期調整相結合，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影響當前企業經營效益的原因雖有周期性的因素，但主要是趨勢性因素。這些趨勢性變化有些是伴隨著經濟快速增長產生的必然結果，如工資水平上升，有些是長期積累的問題，如產能相對過剩。在此情況下，單純的短期刺激政策達不到標本兼治的效果，反而會給企業以錯誤的信號，干擾企業的經營決策，促使矛盾進一步積累。因此，當前要把重點放在落實好已經出臺的政策上，避免出臺大量的刺激政策，為企業創造相對穩定、可預期的經營環境。
　　促進與促退政策相結合，及時化解經濟風險。針對一些企業發展中的共性問題，特別是由于政策、體制等非市場因素導致的經營困難，例如人民幣升值和融資難等，應該及時做好政策調整。對少數全面經營困難的行業，如紡織服裝業，應出臺一些有針對性的稅費支持措施；鋼鐵行業要進一步引導產品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煤炭行業需要促進產業鏈整合和提升附加值，等等。在促進企業發展的同時，也要進一步完善企業退出的相關法律，簡化退出手續，降低退出成本，幫助企業做好債務清算、人員安排等事宜，保護好退出企業的合法權益，讓部分企業及時退出市場，也是避免風險累積的重要途徑。
　　減少政府審批，提高服務效率，創造公開、公平、公正的企業經營環境。進一步減少審批數量，下放審批權限，規范部門審批程序，提高審批的透明度和時效。推廣“并聯審批”、“一站式服務”等地方改革經驗，優化商業環境，改善對企業的公共服務。加強落實“新36條”配套文件和實施細則，進一步推動鐵路、電力、能源、醫療、教育、礦業等行業的管理體制改革，真正放開這些行業對民間資本的準入。在部分投資風險大、收益期長的領域，要積極探索和強化配套政策，提高民間資本的收益預期，創造民間投資需求。
　　
　　完善宏觀管理、消除市場阻礙、支持兼并重組，引導形成更加合理的產業布局和市場結構

　　一是宏觀政策著眼點應從單純強調需求管理轉向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相結合。要把改善收入分配、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與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業競爭力和資源配置效率相結合。
　　二是要加強產業政策的規劃和引導作用，化解和防范新的產能過剩問題。對傳統產業，要改善行業發展環境，給予必要的財稅支持，幫助企業克服困難，引導企業加強創新和轉型升級。對于戰略性新興產業，要注重通過政策引導，加快技術攻關和升級，還要發揮市場力量，避免各地區盲目支持企業擴張，防范新的產能過剩和低水平同質化競爭。
　　三是要加大對企業之間兼并重組的支持力度，促進產業集中度提高。目前在工業部門中許多行業市場集中度過低，沒有形成大中小企業相互協作、穩定發展的市場組織結構。在經濟發展較快時期，企業主要依靠規模化外延擴張，但到了一定階段，通過市場化的兼并重組，由高效率企業兼并低效率企業、形成合理的市場結構也是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高發展質量的重要途徑。要消除部門間、區域間的阻礙，支持企業進行資源整合。
　　
　　推動財稅政策調整和體制改革，切實減輕企業稅費負擔

　　一是實現財稅政策從特惠制向普惠制的轉變。目前，各級政府制定了大量的專項支持計劃，但條塊分割嚴重，而且往往申請手續繁瑣，支持面廣而不深，降低了經費使用和經濟運行的效率。改革的方向是降低政府支出規模，減少各級政府部門的專項支持計劃與政策，推動普惠性減稅，切實降低部分稅率，減輕企業稅費負擔。
　　二是推動稅收體制改革和結構改變。一方面要公平稅負，使各行業、各種收入都要承擔大體一致的稅負，防止行業之間苦樂不均。另一方面，要推動以間接稅為主向以直接稅為主的轉變，從而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

　　加快金融市場化進程，改善企業融資環境

　　針對當前企業在向銀行貸款過程中存在的匯票過量、貼現期延長、存貸掛鉤等現實問題，要及時規范銀行業的企業貸款秩序，完善《票據法》等相關法律，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增強企業資金流動性，避免出現新的“三角債”危機。
　　改善企業融資環境的根本舉措在于打破金融壟斷，促進行業競爭。要進一步放寬對銀行業的準入限制，鼓勵新型金融機構發展，尤其是那些主要針對中小企業的地方銀行，盡快形成一個與企業融資需求結構相適應的金融供給結構。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引導和鼓勵商業銀行之間的競爭和金融產品創新。加強對資本市場的監管，重塑投資者對資本市場的信心，更好地發揮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作用。
　
　　簡化審批、加強服務，幫助企業“走出去”

　　在國際經濟不景氣、許多國家的政府債務負擔沉重、企業經營困難的背景下，“走出去”應該是部分行業中國企業的重要戰略，特別是對于一些產能嚴重過剩、資源依賴進口、市場保護程度較高的行業。在國外的直接投資、兼并收購或者合作經營，有助于企業獲得先進技術、優化產品結構和提高經營效益。同時，我國外匯儲備的使用和管理，應更加注重金融市場間接投資與國外直接投資的結合，企業海外投資也是改善我國外匯儲備使用范圍、提高整體投資收益的需要。
　　幫助企業“走出去”，一方面需要簡化審批程序，縮減審批范圍，放寬外匯管理，提高審批效率。另一方面要大幅度強化政府對企業走出去的服務、支持和風險防范工作。比如統籌金融企業“走出去”和非金融企業“走出去”，進一步加強對海外投資企業的金融支持；強化大使館服務企業“走出去”的職能；加強對東道國法律、法規等商業環境的研究，為“走出去”企業提供信息支撐；加強宣傳、有意識地引導中國企業有序進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