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市場失效的時候，正是競爭缺乏的時候。但在達爾文看來，并非如此。2011年美國康奈爾大學弗郎克教授出了一本書——《達爾文經濟學》。根據弗郎克對達爾文經濟思想的解析，他認為，競爭的產生有從利益的相對性和絕對性這兩個不同出發點。從利益的相對性出發導致的競爭，容易制造社會資源浪費。而政府需要干涉并且監管的正是那些容易產生社會資源浪費的不良競爭。
學經濟的人都知道亞當·斯密、凱恩斯，很少有人會把達爾文當作經濟學家，因為達爾文畢生的貢獻是在生物學領域。可是從美國康奈爾大學弗郎克教授（ROBERT
FRANK）在其2011年所出的《達爾文經濟學》一書中所提出的觀點看，達爾文的很多關于生物學的觀點也同樣適用于人類社會。
在斯密看來，市場失效是來自競爭的缺乏，比如對價格的操縱，這種完全來自于純粹市場規律的后果，使得個人興趣和集體興趣的偏離。斯密認為，純粹市場規律可以使個人興趣為社會帶來好處。比如，當一家企業擁有好的技術和低廉的生產成本的時候，另一家生產同一類型產品企業的加入可以促使市場上該產品的價格下降，而消費者最終成為受益者。他認為市場失效的時候，正是類似的生產競爭缺乏的時候。這也成為現代很多反對政府的觀點和理論的出發點，即市場可以完全通過自己的規律解決一切問題。
達爾文的生物學說也體現了“競爭性”這樣一種觀點。很多人，包括19世紀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都認為，這樣的競爭有利于將更好的遺傳保持下去。可是，達爾文卻認為這樣的競爭對集體的利益是有害無益的。就好像在生物學里的一個例子，雄性麋鹿的鹿角很大，是因為大和長的鹿角可以幫助雄性鹿在爭奪雌性伴侶時更容易獲得勝利。一旦勝利，這只雄鹿將可以獲得其所在群體所有雌性鹿的青睞，于是擁有大鹿角的基因得以遺傳，而小鹿角的基因則失去了遺傳的機會。可是如此一來，當麋鹿在密林中遭遇野狼攻擊的時候，大的鹿角卻成為其在茂密樹林里逃跑的障礙之一，于是大的鹿角雖然可以確保個體麋鹿在自己種群里的利益，卻其實傷害了整個種群的利益。
鑒于此，弗郎克教授提出的核心觀點是：政府需要干涉并且監管的恰恰應該是這些容易產生社會資源浪費的不良競爭。由此，在當前美國面臨的財政赤字狀況下，削減政府開支就應該有的放矢，對那些容易導致不良競爭的財政開支應該堅決削減。而在稅收政策的建議上，弗郎克教授又針對我們人類行為中的一個特點提出了一個漸進式的消費稅政策。這個行為特點就是：人類的行為都會有個參考的背景，在不同的背景下，有一些行為會從利益的相對性出發（比如書中他提到的消費者對“大房子”的偏好），有些行為卻會從利益的絕對性出發（比如書中提到的對工作涉及人身安全風險的考慮）。
以相對性為出發點的思考模式，往往會導致競爭，而且這樣的競爭恰恰最容易制造社會資源浪費。因此政府的作用在于對這樣一種從利益相對性出發的消費行為征收額外稅收，從而抑制這樣的浪費型消費。這就是這個漸進式消費稅的政策制訂出發點。有趣的是，作為自由市場經濟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弗里德曼教授（MILTON
FRIEDMAN）也曾經在給弗郎克教授的一封信中提到，雖然他質疑這樣的稅收是否得以被政府有效的利用，但是他也肯定了，這樣的漸進式消費稅收方式是他當時所知道的最好的稅收方式。
弗郎克教授的這兩個基本觀點在當前對美國很有實際意義。因為隨著貨幣政策的連續出臺，人們在關注貨幣政策的實際效果的同時，不得不面臨宏觀經濟政策的另一方面——財政政策。提到財政政策，我們必須談及“財政懸崖”。
對財政懸崖這個概念如果用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2012年1月發布的《2012-2022年預算和經濟展望報告》中的一幅圖（見圖示）最好理解。在這張圖中，財政赤字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在2009年達到歷史上最高（負值的最低點）以來，到2011年為止，赤字的比重并沒有明顯減少。可是從2012年國會預算辦公室的預測來看，財政赤字的比重將要出現明顯下降，這一下降，就是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2012年2月底在眾議院財政事務委員會發言時第一次提出的“財政懸崖”的概念。伯南克同時指出，伴隨著財政赤字減少而必須采取的大幅度加稅和削減政府開支將有可能在2013年1月份出現。
在這里，弗郎克教授關于如何削減開支和征收稅收的兩個觀點為我們提供了兩個參照，可以看看目前所提出的美國財政削減政策是否可以在達到弗郎克教授提出的減少競爭產生的浪費的同時也保證那些以絕對利益出發的個體利益得到保障。
從聯邦政府收入即稅收的角度看，有兩項減稅項目，如果到期之后獲得展期，將會造成大約1900億美元的財政缺口。這兩項中一項屬于2010年布什減稅法案的到期之后的兩年展期，另一項是屬于選擇性最低稅率（AMT）的免稅額。目前，很多關注點都是在是否這兩項稅收政策是否公平，即是否富人獲得的利益更大而窮人獲得相對較少，又或者減稅是否刺激了經濟的增長等。
然而，從弗郎克教授的角度，我們應該關注的是，稅收是否抑制了富裕人和窮人甚至中產階級之間的消費競爭所產生的社會資源浪費。弗郎克教授提出在社會中存在著“向富人看齊”這么一種傳導機制，即全社會的消費習慣和費用將會隨著富人的消費習慣和費用一起“水漲船高”。如，1970年美國的新建單個家庭住宅的面積中位數為1100尺左右，而這個數字在2007年是2300尺。在家庭單位平均人口并沒有明顯增加而且美國家庭平均收入在過去三十年沒有明顯增加的情況下，這個面積的增加只說明一個問題：就是人們不斷增加自己對住房面積的需求，因為其他人也都這么做。另一個可以參考的是美國結婚費用在1980年代大約是10000美元，可是2011年的數據顯示，這個數字已經是27000美元，而其中紐約更是達到了56000美元。
由此來看，布什減稅的政策是個普遍適用的政策，對富人和窮人都有減少稅收的效果，但是在效果上存在差異。現在有一些傾向性的意見認為這個政策對富人效果更明顯，實質上是對財富的再分配中對窮人不公。姑且撇開數量上的比較，即使是降低同等的稅率，由于富人的財富基數大，從絕對財富上看，并不能改變富人和窮人之間的消費習慣的差別，富人依然保持著奢侈的消費習慣，而繼續維持前面說的“消費傳導機制”的進行。因此，這種普遍性的減稅政策簡單地說就是政府可以支配的錢少了，而消費習慣的競爭性并沒有得到改變，私有部門也產生了浪費，這個減稅的政策雖然有利了個體的利益，但是對整個美國的經濟甚至世界經濟都可能帶來損害。
從財政支出來看，其中2011年美國聯邦政府的主要支出為三項：國防預算（19%），社會保障（20%）和醫療保險（23%）。如果政府財政收入減少，政府勢必在這三項之中削減開支，削減后必然導致質量下降。如果是國防預算下降，對于美國整體未來的國家安全就是損害，減少社會保障則是對美國全國的老年人的生活保障損害。可是就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開支來看，這兩項是確保個體絕對利益的手段。
為什么對絕對利益提供保障可以降低產生浪費的不良競爭性行為？舉個簡單例子，一個工人要在報酬和風險中選擇一樣，如果風險比較低，那么工人獲得的報酬中就不需要含有對風險的補償，就相應的比較低,；反之，則報酬應該相對高，這就是絕對利益的內涵，即不管通過哪種方式，都可以獲得補償。由于前面提到的消費行為不良競爭的存在，高風險帶來高報酬，高報酬又可以幫助該工人順應其他人的消費習慣，購買大面積的住宅。注意，這里的大面積住宅就是相對利益的范疇，即工人可以選擇住大的，也可以選擇住小的住宅。結果，工人就因為收入增加開始購買大住宅，離開原本完全可以滿足四口之家的相對小住宅。這樣的消費攀比產生了浪費，比如土地面積的浪費，在房屋面積達到一定之后，多余的面積都是對資源的一種擠占和浪費。
而國家財政通過統一提供對絕對利益的保障，比如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就可以減少私有部門對工人收入的風險補貼，抑制攀比的收入來源。國防預算則根據弗郎克的觀點應該被削減，因為國防預算雖然通過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武器競爭可以獲得更多的國防投入導致國防水平上升，可是這樣的國防上升最后只會導致參與國家的人民感到更為不安全，這就是典型性的個體國家的利益和人類這個集體的利益之間出現了背離。
上面提到了私有部門的浪費對美國經濟可能造成損害。肯定有人會質疑，難道不應該是政府作為人民的代理人在花費公款的時候，一定比不上消費者個人花費個人費用來得謹慎和精明？在這個基礎之上，一個大眾觀點就這么形成了：政府花錢一定是浪費，私有部門花錢效率一定要高。前面我們已經說過，私有部門也會產生浪費，并且由于美國私有部門的規模遠遠超過公有部門的規模，因此私有部門的浪費規模未必比政府部門的要小。
更何況世界上盡管有那么多質疑政府的聲音，可是沒有一個國家和地區不存在政府。這一現狀就表明，政府還是有其一定作用的，而且往往在關鍵時刻，政府發揮著非常必要的作用。這個關鍵時刻之一就是經濟危機。現在的美國就是個例子。而國民生產總值的一種構成方式，包含了消費、投資、政府開支和凈出口四個部分。在危機中，因為就業率低，消費者出于預防性動機不敢消費，更加之減少家庭負債，更是進一步減少消費，因此不能指望消費者來提高消費促進經濟發展；指望投資尤其是私人部門的投資也不可能，因為對經濟前景的不看好和危機中產能的過剩，都促使私有部門的企業謹慎投資，加上作為傳統的流動資金渠道，比如貿易票據（CP/ABCP）的暫時停滯，保持流動資金成為企業的生存法則，“現金為王”；凈出口對于美國則更為不利，因為美國一向都是貿易赤字，尤其是最近幾年伴隨著制造業的外遷，工作機會的流失，加之其貿易伙伴國家的經濟狀況也惡化，凈出口為負的狀況短期內更難改觀。由此，能夠促進經濟再度發展的只有政府開支。
那么政府開支就一定是浪費嗎？弗郎克教授在書中提到過另一個例子，在美國的一個小鎮附近修繕一條破損的州際高速公路的政府開支計劃被否決了，原因是因為修繕公路的費用將來自對當地居民房產稅的征收。往往，這些反對征稅的人們，同樣也是反對政府舉債開支的。因為他們認為政府發行的債券最終還是會通過征收稅收來償還，而有什么理由可以讓他們甚至他們的后代來承擔這么一大筆債務呢？于是，這條高速公路最終成為一條布滿坑洞，行駛中經常被車輛卷起路面石子砸壞車窗的道路。麻煩不斷。
其實很多投資在現在做要比在未來做要好。原因有這么幾個：第一，增加就業機會，同時可能創造就業機會；第二，在危機中，政府往往舉債的成本比較低，就好比現在的長期利率經過聯儲的貨幣寬松政策已經到達了歷史的最低位置；第三，現在修繕的成本和難度要比將來修繕的成本和難度，即使除去時間價值還是要小很多。
當然，這是就道路建設而言，可是政府的開支在有一些領域是會導致不良競爭，從而從長期損害地方的利益甚至是一個國家的利益。例如，如果一個州里的每個城市都為了吸引旅游收入，開辦游樂場，或者提供旅游退稅等，那么這樣的政策會導致州內的城市和城市之間充斥了競爭，反而使整個州的財政收入下降，而無法達到預期的目標。反之，如果政府削減財政開支的時候，裁減那些產生競爭的開支項目，把這些資源投入不會產生競爭性的那些項目中去，才是避免個體利益對整體利益的損害。
最近關于中國之前的四萬億刺激方案對經濟的促進作用，有很多討論。在這里筆者只是想結合達爾文經濟學的一些觀點，提供幾個方面供大家思考。
首先，達爾文經濟學提出的背景和中國有差異。前面我們說過，美國的公共經濟部門的規模要比其私有部門小得多，因此從某種意義上，美國是有空間和彈性來討論適當增加公共部門的規模以達到刺激經濟的效果的，簡單地說，美國政府因為規模受到限制扮演的是“催化劑”的角色。
其次，在考慮政府投資的選擇方向的時候，有一些是可以對地方產生短期經濟利益卻會引發長期地方與地方之間產生不必要競爭的資源浪費，這是應該盡量避免的；甚至在現有的政府開支中，也是需要盡量削減的；美國雖然有民眾的選舉可以杜絕一些浪費項目的政府開支，可是因為信息不對稱或者偏見否決掉一些可以長期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的項目。
再次，在考慮稅收方面，無論是收入方面的稅收，還是資本市場投資的稅收，都應該給予“向富人看齊”這種消費習慣和行為以考慮，如何鼓勵相對不富裕的階層進行儲蓄，而不是進行攀比式的消費從而落入棘輪效應的陷阱也是可以消除資源浪費的競爭的一種考量；一味刺激消費的政策很容易導致類似美國一樣的過度消費行為，最后全國都陷入債務危機。
最后，要避免極端化，完全沒有政府參與的市場或者政府能力很低的市場也不會很發達，中國和印度在經濟增長方面的差距有很大程度是來自各自政府的效率相對高下；在目前已經很龐大的政府開支的基礎上，我們更需要關注的是政府開支中的浪費和由于開支造成的浪費，更要關注這些開支是否對我們國家造成長遠的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