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來我國走的是國外傳統城鎮化道路，在城鎮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沒能得到避免。現在，傳統城鎮化道路已不適合我國的發展需要，必須選擇新的城鎮化道路。新的城鎮化應該是與工業化協同發展的城鎮化，是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城鎮化，是因地制宜、路徑多樣的城鎮化，是轉移勞動力市民化的城鎮化。
城鎮化，是指農村人口不斷向城鎮聚集的過程，其本質特征是農村人口的空間轉換、非農產業向城鎮聚集、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勞動力轉移。從世界發展史上看，城鎮化水平是一個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的重要標志。我國現代城鎮化進程起步于新中國成立后，進入21世紀后步入快速發展階段。
當前，我國正處于城鎮化快速推進時期。從2001年到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由37.66%提高到51.27%，11年提高13.61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1.24個百分點，遠高于1978-2000年年均提高0.86個百分點的平均水平，更高于改革開放以前年均提高0.28個百分點的平均水平。從發展歷程看，我國用半個世紀左右時間完成了世界城鎮化歷史200多年走過的道路。但在很長一段時間，依然走的是國外傳統的城鎮化道路，國外城鎮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仍然在我國出現。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各地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大多是建立傳統發展模式的基礎之上。這種傳統的城鎮化模式存在許多弊端。
一是城鎮化和工業化發展不協調。我國過去走的是一條非城鎮化的工業化道路，相當長時間內實行的是重工業優先發展所派生出的“資本排斥勞動”和農民“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等。城鄉二元戶籍制度限制農村人口向城鎮流動，導致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脫節，城鎮化進程嚴重滯后于工業化進程。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為51.27%，明顯低于二、三產業就業人員占總就業人員60%以上的比重。
二是發展模式粗放和可持續性差。我國過去走的是分散化、低密度、粗放型的城鎮化發展道路，試圖通過小城鎮解決數億農民的轉移問題。一方面忽視城鎮資源配置效率，高度消耗土地、能源、水等資源，并大量排放“三廢”，對資源環境造成破壞，加深了人地矛盾；另一方面造成城鎮規模結構不合理，城鎮化效率低，沒有把城鎮文化和特色融入規劃建設中，由此形成“千城一面”的局面。
三是城市和農村利益沖突明顯。城鄉分割，尤其在戶籍管理、勞動就業、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等方面，長期實行城鄉有別的隔離政策，嚴重制約了城鄉一體化和互動融合發展。
在“十二五”期間，我國的城鎮化率預計每年將提高1個百分點左右。這就意味著今后我國每年將有1000多萬農民要進入城市。如何使這些進城農民和諧地融入城市，切實提高城鎮化質量，這是關系到中國現代化和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重大戰略問題。
過去30年的傳統城鎮化進程，為我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提供了有力的資源保障，伴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快速發展，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首次超過50%，傳統的城鎮化道路已經不再適合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需要。
首先，新型城鎮化符合人類社會城鎮化發展規律。城鎮化進程大體要經歷由分散到集聚再到分散三個階段，由于每個階段城市的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相互作用，城鄉發展差距總體呈倒U型曲線形態。我國過去的城鎮化建立在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援城市的基礎上，一定程度上是城鎮化初級階段的客觀反映。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現在已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具備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的條件。
其次，新型城鎮化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科學發展道路。新世紀以來，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由于面臨人口與資源、環境矛盾加劇，城鄉差距擴大，產業結構升級與就業壓力巨大等問題，決定了我國不能走傳統的城鎮化道路，必須選擇新的城鎮化道路。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按照統籌城鄉、布局合理、節約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帶小的原則，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以增強綜合承載能力為重點，以特大城市為依托，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這是符合中國國情，對我國城鎮化道路深刻反思的選擇。
新型城鎮化，顧名思義，區別于傳統城鎮化，是指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經濟高效、社會和諧、城鄉互促共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個性鮮明的城鎮化。新型城鎮化更加重視城鎮化質量，強調適度和健康的城鎮化發展速度，其目標指向應是“適度的城鎮化增速”、“投資環境的改善”和“人居環境質量的提升”。
與工業化協同發展的城鎮化。新型城鎮化從城鄉分割的現實出發，注重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注重城市公共服務向農村覆蓋、城市時代文明向農村擴散，讓城鎮化的進程成為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繁榮的過程，以形成城鄉互補、共同發展的良好格局。新型城鎮化必須適應工業化的要求，有效發揮促進工業化的作用，實現工業化與城鎮化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同時，為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創造更有利的條件，使落后的二元經濟結構轉變為工業化城鎮化協調推進、城市和農村協調發展的一元化現代化結構。
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城鎮化。新型城鎮化與城市生態化相結合，走環境友好的城鎮化道路,走發展和智力同步的道路，按照“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要求，努力發展低耗經濟、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節能減排，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按照城市標準，對垃圾、污水、噪音等污染物進行達標處理和控制，增加綠地、林地面積，突出城市生態建設，推動城市與自然、人與城市環境和諧相處，建設生態城市。
因地制宜、路徑多樣的城鎮化。實現拉動力從傳統工業化帶動到新型工業化的轉變，就是按照資源集約功效利用的要求，注重產業的合理布局與配套集群發展；注重做大做強新型產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注重生產凡是和工藝流程創新升級，推動城鎮向數字域、信息域、智能域、知識域方向發展，促使城鎮地理空間優化、中心城市與衛星城鎮共同繁榮，造就城鎮宜居宜業宜游的環境。
轉移勞動力市民化的城鎮化。只有勞動力的非農業化和勞動力的空間轉移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僅有人口的集聚和產業的優化而沒有生活質量的提升、人居環境的優化也稱不上高質量的城鎮化。要改革城鎮人口社會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居住地登記體制，讓外來常住人口在醫療、教育、養老、失業救濟等方面與城市人口享受平等的權利，賦予外來落戶人口以完全的“市民權”。
1、積極探索適合新型城鎮化的金融創新
首先，進一步發揮地方金融機構的作用首先要發展好地方性商業銀行，鼓勵并推動其引入民間資本，增資擴股，優化股權結構，完善公司治理；鼓勵設立更多的村鎮銀行和其他新型金融機構。
其次，大力發展適合城鎮化建設的金融產品和服務一是創新和豐富金融產品。鼓勵金融服務創新，積極支持具有地區資源優勢和發展前景的行業以及處于產業結構快速調整、升級中的企業。
再次，大力優化金融生態環境。完善農村信貸擔保機制；大力培育和發展縣域農業擔保、評估、公證等中介機構，規范、降低抵押、擔保等中介收費；進一步完善中小企業擔保、農業小額貸款擔保，政策性農業保險等機制，提高抵御風險能力；在發展政策性農業保險、農村互助合作保險的同時，鼓勵商業性保險機構開拓農村保險市場。
最后，努力改善投資開發主體，為新型城鎮化發展提供資金支持。按照“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社會參與”的原則，拓展資金籌措渠道，形成多元化投資新格局。
2、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的財政支持
發揮公共財政制度對城鎮化科學發展的促進作用，著眼于人口的轉化、土地的開發利用、產業基礎的支撐、自然與人文環境的保護四個主要方面。
第一，積極推進農民向市民的轉化，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要對農民提供基本社會福利。以社保、醫療等公共服務為突破口，切實解決農民工實際生活困難，對進城農民給予充分的身份認同。其次，提高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繼續推進新農村建設。
第二，重點實施土地集約式發展，完善土地出讓制度。一是土地的開發利用需要進行科學長遠的規劃布局大力推進城鎮化規劃的制定與實施，優化空間布局，打造城市群團，大力發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二是依據規劃做好城鎮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優化城鎮交通系統。三是完善土地出讓收支管理制度，改變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狀況，抑制土地城鎮化粗放發展。
第三，支持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實現城鎮可持續發展。財政政策要著眼于支持產業結構的進一步調整和優化，推進以高新產業為主導的新型工業化，實現工業化和城鎮化的良性互動。根據不同地區的發展潛力，推進產業特色化發展，利用財政政策杠桿有效引導城際間產業分工與協調。
第四，加強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的保護，營造宜居生活環境。發揮財政政策的促進作用還要著眼于加強城鎮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保護，保證城鎮化的可持續發展。
3、完善適應新型城鎮化的制度創新
第一，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消除體制制度障礙。放寬直至放開城市和城鎮的戶口遷移的準入限制，實行按居住地管理的戶籍制度;加強社會管理配套制度改革，逐步剝離附著在戶口上的不公平福利制度，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二，創新市政基礎設施的籌資、運營和管理模式。按照適度先行的原則，加大市政基礎設施投入，促進城市可持續發展；針對目前農村基礎設施落后實際，統籌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促進城鎮設施為農村服務，提高城鎮基礎設施建設的效益。
第三，提升創新驅動能力，增強城市發展后勁。著力在體制機制、服務功能、科技教育、創新主體、人才素質、政策引導、居住環境等方面提升城市創新功能，推動創新型城市建設，激發城市創新活力，增強城市創新競爭力。
第四，創新就業制度。盡快廢除現行的對農民工進城務工的各種限制，打破城鄉分割，促進城鄉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對進城農民工就業在制度設計上，要與城市勞動力機會和權利平等。
第五，創新農地制度。盡快提高耕地占用成本，引導城鎮建設利用非耕地資源和挖掘現有用地潛力。改革土地征用制度，把現行的強制性的行政征用行為轉變為交易性行為，并提高土地征用補償標準。
第六，創新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在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新階段，政府必須將農民納入社保范圍，積極農村養老保險、優撫安置、醫療保險、社會福利、社會互助等社會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全國統一、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