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經濟持續下行的壓力，穩增長的任務變得更加緊迫。近期，決策層在促投資、擴內需、穩出口等方面動作頻頻，力度非凡。這些舉措正在發揮積極作用。但毋庸諱言，目前的穩增長措施仍有不足之處，稅收政策就是其中的一個軟肋。
　　經濟繁榮的年份適當多征稅，經濟不景氣的年份盡量少征稅，這是現代國家稅收政策的一般規律。目前，中國經濟增長遇到困難，除了壟斷型企業和少數具有核心競爭力的企業外，眾多企業生存狀態不佳，在這種情況下，給企業尤其是中小微型企業減免稅收，就顯得很有必要。
　　如果說，用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創下34個月新低、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創下9個月新低等數據來描述當前的經濟形勢顯得有些抽象，那么，從近期三一重工、華銳風電、比亞迪等知名企業掀起的“裁員潮”，東莞多家中小企業破產倒閉，溫州民企因用工成本上漲而不愿招工等具體事件中，我們可以更加真切地感受經濟增長放緩的寒意。
　　驅散寒意的辦法有多種，比如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加大財政補貼力度、公共事業向民間資本開放等，但這些措施固然有用，都終究不能取代直接給企業減免稅負。打一個比方，對一個體力不濟的挑山工而言，與其讓他吃補藥，還不如減輕他肩頭的重擔，后者更有利于挑山工健康持久的勞動。
　　參照國際情況公正地看，中國企業的稅收負擔在世界范圍內偏高，與中國發展中國家的地位不太相稱。過去10多年，中國財政收入（其主要來源是稅收）的年均增速分別為國內生產總值（GDP）與居民收入的兩倍和三倍左右。這種不合理的狀態在經濟高增長從而矛盾被掩蓋的局面下尚可勉力維持，但在經濟增速下滑從而矛盾凸顯的局面下必然難以為繼。過去，在路徑依賴的慣性支配下，中國錯過了主動改革稅收政策、降低企業稅負的好時機，而今，嚴峻的現實敦促中國必須在降低企業稅負方面切實有所作為。
　　應該承認，政府在結構性減稅方面做了一些努力，目前正在試點并擴圍的“營改增”就是一例，企業的稅負因此有所減輕。但對照企業所面臨的經營困境看，這些減稅的措施還不夠給力。通脹增速雖下降但依然是正增長，用工、用電、用地成本高企，國內外市場競爭激烈，經濟轉型需要緩沖期……企業所承擔的這些沉重的壓力，的確需要通過較大力度的稅負減免來紓緩。
　　為企業減免稅負所產生的積極作用至少有這幾個方面：其一，有利于企業休養生息，降低經營成本，度過時艱。其二，有利于緩解企業裁員壓力，從而化解社會矛盾；充分就業是提振消費的根本動力，而維系這一動力必須以廣大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生存發展為前提。其三，對比選擇性地出口退稅以及財政補貼，集體減稅政策更加公平透明，既尊重市場機制，又遏制了權力尋租，還能避免給予外國政府對中國出口商品以“雙反”制裁的口實。
　　當然，為企業減免稅負會導致政府財政收入短期內有所減少，但這也會倒逼政府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減少浪費；進而言之，它還有可能倒逼政府精兵簡政，克制自己過分干預經濟的那只“閑不住”的手，向現代化有限政府的方向轉型。
　　因此，無論是從當下穩增長著眼，還是從中國經濟長遠可持續發展考量，改革稅收政策為企業減負都是一步值得下的好棋。
　　遺憾的是，過慣了財政豐盈好日子的各級政府依然有維持稅收高增長的沖動。對于結構性減稅，決策層依然心存顧慮，推行得不夠果斷，也不夠堅決。而且，對于結構性減稅的最終目的到底是優化稅收結構還是給企業和居民減負，目前還沒有一個權威的說法。這種政策上的曖昧，不僅使得結構性減稅政策的正能量大打折扣，也導致它在一些地方的執行中異化成結構性加稅。
　　據媒體報道，今年下半年以來，由于擔心在經濟下行過程中完不成征稅任務，全國有十幾個省市大搞“突擊征稅”運動，把名義上減稅、實質上加稅的手段運用得登峰造極，蹲點征稅、提前征稅、任務到人、立軍令狀……如此等等，讓征稅人員疲于奔命，也讓企業苦不堪言。一邊是多位高層領導在公開場合強調不要征收“過頭稅”，一邊是下級稅收部門“突擊征稅”給企業施壓，如此怪象，的確令人感嘆。這也說明，領導人的講話是靠不住的，建設一套科學合理的稅收制度（包括稅改機制）迫在眉睫。
　　建設科學合理的稅收制度的前提是要有共識，而目前看來，這一共識的達成尚面臨多方面的挑戰。最新的挑戰有國內外兩個事件。國內的是，根據財政部日前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在國內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８月份中國財政收入增幅也低至４．２％，中央財政收入更是出現負增長，同比下降６．７％。國外的是，為應對經濟復蘇乏力的窘境，法國政府剛剛宣布一項額度為200億歐元的增稅計劃。兩者都有可能成為中國政府部門拒絕實質性減稅的理由。對此，我們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經濟形勢嚴峻導致財政收入下滑甚至負增長，本來就是一個正常的現象，中國政府應該學會從容地接受它，繼而理性地予以應對。而對于法國在經濟下行的過程中逆勢加稅，我們要看到幾點：首先，法國此次征稅針對的是年收入在100萬歐元以上的富人，而非針對企業；其次，法國政府債臺高筑，資產負債表沒有中國健康，應對經濟困局的手段相對有限；最后，法國的做法是一種個案嘗試，在世界范圍內不是主流，而且其最終效果有待觀察。
　　在稅收問題上多做減法，少做加法。這一點，在中國當下尤其有必要，即便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它也不會過時。仔細想想，涵養稅源的辯證法、科學發展的執政觀以及有限政府的理念，莫不盡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