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義之一，就是要實現經濟運行機制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提供體制保障。您認為，十六大以來的十年，我國在體制改革方面做出了哪些努力？取得了哪些成績？
遲福林：注重通過立法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是這十年改革的特點之一。例如，2007年10月1日實施的《物權法》，被稱為維護市場經濟運行法治秩序的“經濟憲法”。2008年8月1日開始實施的《反壟斷法》，為發揮市場機制優化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打下了法律基礎；2005年公布的“舊36條”和2010年公布的“新36條”，允許并鼓勵支持民間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明確禁止準入的行業和領域，以利于優化投資結構，進一步發揮民私營經濟成長快、有活力的特性。
為了通過市場價格機制逐步優化資源配置，近幾年階梯電價、水電核電和可再生能源定價機制、成品油價格改革以及天然氣價格改革等資源品價格改革逐步推進，并成為近兩年重點領域改革的任務之一。
當前乃至今后一個時期，隨著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我國的經濟增長正處于歷史性轉型的關鍵時期，改革也正處于戰略選擇和攻堅克難的重要關口。在這個特定背景下，能不能主動地把握機遇，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實現新階段改革的突破，并以改革的新突破帶動經濟發展方式的歷史性轉型，對未來10年、20年的經濟社會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經濟參考報》：發展方式轉變的實質，是實現發展導向由經濟總量向國民收入轉變，也就是要確立民富優先的改革發展導向，釋放13億人的消費需求，改變經濟結構，走公平與可持續的科學發展之路。您認為，政府在保障民生方面都做出了哪些努力和嘗試？是否實現了民富優先？還存在哪些不足？
遲福林：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斷擴大基本公共服務覆蓋范圍和供給水平，是轉變發展方式、釋放13億人的消費需求、擴大內需、走向公平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選擇。過去10年，改革在關注民生、推動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上有不少的亮點，比如繼城鄉義務教育免費、加強農村新型合作醫療的同時，加快建立農村新型養老保險體系，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力度等，取得了重大進展。
應當說，這十年我國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取得歷史性突破。例如：第一，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的突破性進展，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義務教育。第二，初步建立起了面向全體勞動者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第三，社會保險制度逐步由城鎮向農村、由職工向居民擴展，保障水平逐步提高，城鄉社會救助體系和社會福利體系基本形成。第四，公共醫療衛生制度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覆蓋城鄉全體居民的基本醫療保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第五，新農保和居民養老保險制度試點加快推進。第六，2008年以來，保障性安居工程成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最大亮點。
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主線的民生保障和改善，不僅對縮小收入差距、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緩解社會矛盾、化解社會風險、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有著重要影響，而且對拉動消費需求、支撐城鎮化發展、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等方面，有著重要的促進和保障作用。
當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在城鄉、區域、不同社會群體間的差距仍然比較突出。對此，我院曾在2009年向有關方面建議：進一步調整中央地方關系、建立合理的基本公共服務分工體制；盡快啟動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加快完善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目標的公共財政制度；加快以事業單位為重點的公益機構改革、完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體系；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納入政府政績考核體系、硬化民生指標等。這樣，才能更好地實現《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十二五”規劃》明確的“加快建立健全符合國情、比較完整、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目標。
《經濟參考報》：中國經濟取得今天的成就，來之不易，可以說行政體制改革為經濟發展釋放了巨大的能量。您認為，今后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重心應放在哪里？
遲福林：在經濟增長放緩的大背景下討論行政體制改革，其出發點應該是穩增長、調結構、保民生的戰略基點：一是以擴大內需，尤其是創造消費需求為目的城鎮化發展與轉型；二是以提高居民消費能力、改變居民消費預期、提高居民消費傾向為目標的收入分配改革；三是以適應公共需求變化、改變私人產品過剩與公共產品短缺并存的結構性矛盾、以擴大居民消費需求為目標、以公益性為導向調整國有資本的配置格局。
“十二五”是我國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階段。在世界經濟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加大，以及國內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矛盾問題仍然突出的特定背景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面臨著多方面的巨大壓力，并將繼續成為下一步改革攻堅的關鍵和重點。
以公共服務為中心推進政府職能的根本性轉變。政府主導型增長方式是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過程的產物和過渡性體制安排，適應了經濟起飛的客觀需求。問題在于，這種增長方式過度倚重行政力量，限制市場作用，追求經濟總量的擴大，忽視公平可持續發展。不改變政府主導的增長方式，難以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難以改變總量擴張型的增長模式。就是說，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走向公平可持續發展，需要盡快改變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
以深化大部制改革為路徑，優化權力結構與運行機制。按照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要求，進一步優化行政權力結構，規范行政權力運行機制，通過5年左右的努力，初步形成權責統一、分工合理、決策科學、執行順暢、監督有力的行政管理體制；經過10年努力，基本形成科學、穩定、高效、廉潔的行政權力配置結構和運行機制。
以公共服務為導向調整中央地方關系。實現中央地方關系由以經濟總量為導向向以公共服務為導向的轉變，成為新時期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
第一，以公共服務為重點合理劃分中央地方職責分工。以公共服務分工為重點，按照中央、省、縣(市)三級政府框架劃分中央地方職責分工，合理界定中央政府、省級政府和縣(市)政府的公共職責，逐步將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責明確化、法定化、可問責。
第二，按照加快推進城鎮化的要求調整行政層級。這不僅可以創造出巨大的改革紅利，還可以為減少行政層級尋求一條切實可行的現實路徑。
第三，以形成有效的地方治理為目標改革中央地方財稅關系。把形成有效的地方治理作為新時期中央地方財稅關系的基本目標，以盡快實現各級政府事權與財力相匹配。
以公開透明為重點推進政府自身建設，形成公共治理新格局。加強政府自身建設與改革重在敢于動真格，走出一條以陽光政府帶動廉潔政府、責任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設的新路子。
第一，建立全國性、規范化的政務公開制度，全面推行政務公開。按照《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要求，建立全國統一的政務公開制度，把政務公開作為規范的政府職責，采取多種有效形式推行政務公開，使政務公開走上規范化、法治化軌道。
第二，全面推行政府預算公開。在2010年公開中央部委“三公”經費支出基礎上，按省、市縣、鄉的路徑逐步拓展到各級地方政府的“三公”經費支出公開；在項目上逐步從“三公”擴展到財政預決算。
第三，建立完善的公共治理結構。適應公民社會發展趨勢，在公開透明的基礎上，加強公共政策的社會參與，強化社會輿論監督，完善政府與社會組織溝通的渠道，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廣泛參與的公共治理結構。
未來5～10年，我國的經濟社會轉型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整個改革的關鍵，如能按照中共十七屆二中全會的部署不斷推進，就有助于緩和多方壓力，化解社會風險；如果改革得不好、甚至出問題，未來10年左右可能就會面臨多方面的經濟社會風險和危機。在這個特定背景下，需要明確提出以消費為主導、以結構調整為重點、以公平與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二次轉型與改革，努力在“消費主導、民富優先、綠色增長、市場導向、政府轉型”等方面有實質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