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半年報出爐，人們最關心兩頭：盈利最多和虧損最多的。“巧”的是這次名列盈利前茅的全是上市銀行，而排在虧損前列的全是傳統上被視為實體經濟核心的大型制造業企業。于是我看到的第一篇關于這種反差的評論，題目就是“16家上市銀行賺走市場一半利潤，折射實體經濟隱憂”。可僅僅過了兩天，又曝出16家上市公司上半年逾期貸款數量上升的消息，于是又看到這樣的評論：“16家上市銀行逾期貸款全線上揚，折射實體經濟隱憂”。商業銀行真是左右都不是。我不由得想問一句：上市銀行要怎么樣才算對呢？
　　其實，評論界的這種“混亂”，是眼下復蘇乏力的經濟現狀造成了人們在預期上的恐慌，并導致認識上的混亂所造成的，現在人們已看不清楚這種經濟低迷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了。不過，無論怎樣，一些基本的道理不能被輕易否定，否則只能是更大的認識混亂。拿上市銀行來說，僅從銀行自身的“好與不好”很難判斷清楚整個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態，因此，眼下關于上市銀行的評論，實際上是在首先感受了經濟運行狀況下的一種“猜測式的宣泄”。
　　實際上，盈利多并不能說明商業銀行運行得好，更不能說明它在賺取壟斷利潤。金融學的世界觀告訴我們，不要只盯著人家賺了多少錢，同時還必須看到他承擔了多大風險，賺得再多可承擔的風險卻相應偏大的話，銀行的價值照樣很低。這種認知似乎更符合我國商業銀行目前的情況，資金很多，盈利也很喜人，可就是市值一般（與其龐大的資本金及業務量相比），什么原因？就是我們的商業銀行承擔了太多市場風險：非市場化的貸款利率使得商行承擔了大半個經濟社會做多通脹的風險（企業間接融資比例過大所致），而非市場化的存款利率又使得商業銀行面對存款人時承擔了更大比例的做多通縮的風險（居民存款比例過高所致）。這還不是全部，各種政策性很濃的“被引導”貸款和各種迫于壓力的“被支持”貸款，都在各種不良資產中占了很大比例。如此巨大的風險承擔，豈是一般盈利所能抵補的呢？
　　從這樣的角度看，我倒覺得本文開頭提到的兩篇評論其實并不矛盾：上市銀行逾期貸款的上升說明了商業銀行所承擔的風險，而上市銀行盈利巨大只能說明是對所承擔風險的補償，這一點并不違背科學的邏輯。而市場人士之所以情緒強烈，只能從一個出發點展開才是有道理的：上市銀行所得補償（巨大盈利）相對于其所承擔的風險（逾期貸款上升）是否合理。現在社會上有種說法，認為銀行賺取的是暴利，關于這一點我沒法否定，但更沒法證明，因為現有理論中沒有哪個模型能描述商行所承擔的風險應得到什么樣的補償，即便經典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也做不到，因為這個模型中需要一個反映風險補償系數的β值，我們只能從市場取值中倒算出來，那就勢必造成“因為結果，所以結果”的錯誤邏輯，對于解釋現狀沒有任何意義。
　　那么評論家們又是憑什么推證的呢？從那些評論的內容看，基本上是情緒化的產物。比如竟然有文章把銀行存貸利差視為高利貸，而把銀行通過中介業務賺取傭金說成是拉皮條。要知道后者可是現代商業銀行的重要標志，與真正的現代商業銀行相比，中國的商業銀行最大的差距恰在于此。如此非理性的評判，對于我們正確認識經濟現實有何裨益呢？
　　但非理性的東西未必都出自非理性之人，有些本該多些理性的學者在對待商業銀行的問題上也存在認識偏差。比如有些學者就“反思”中國金融體系的機制及結構問題時，認為是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造就了中國的銀行業總是在盈利上優于實體經濟制造業（因為企業的資金來源主要靠銀行），并以美國的市場主導為例來說明這種差距（因為美國的資本市場很發達，企業資金主要靠直接融資）。殊不知，就是美國學者最早批判了這種觀點。上世紀90年代，美國學者弗蘭克林·埃倫和道格拉斯·蓋爾專門對以美國為代表的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與以日本、德國為代表的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作了比較研究，結果他們發現：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貢獻優于銀行主導型體系。這個結果也可以反過來理解：沒有證據證明銀行業的主導地位對實體經濟有什么危害。
　　當然，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的確存在風險集中的弊端，也存在企業周期性利潤波動與銀行相對穩定的收益的反差。也正因如此，像日本這樣的經濟體就出現了大企業與大銀行相互持股的現象。很多人將其解讀為大企業融資便利，但在我看來這更像是系統性風險的對沖，是銀行主導體系自身維護穩定性的一種免疫機制。如果真有人認為中國的某些實體經濟制造業受到了銀行業的打壓，那也不該向銀行業興師問罪，而應該像日本那樣將這些被視為實體經濟支柱的大企業與銀行業結合起來，通過相互持股的方式來緩解這一矛盾。
　　不論中國的銀行業存在什么樣的問題，肯定不是盈利過多，或比實體經濟盈利得多，如果這也算是問題，那么我們敢不敢設想銀行業與實體經濟一樣低迷的情況呢？如果不敢，那就說明眼下我國銀行業的運行狀態還是符合宏觀經濟整體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