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強調金融不能脫離實體經濟成了監管層和學界熱議的主題。
　　直觀地看，這一命題并不難以理解，無非強調金融創新不能過度，以致失去與實體部門的聯系。但當該命題與我國復雜的經濟問題相結合，就會產生混淆與誤讀。在現實中，不就有許多人只是給原有金融發展思路重新戴上了該命題的“帽子”么？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命題本身就有“似是而非”之處，如要進一步明確，先得澄清兩個基本概念。
　　其一，何謂實體經濟？這一概念并無嚴謹的學術內涵，若追根溯源，在古典經濟學中，由于把經濟變量分為名義和實際變量，因此往往把實體經濟歸納為企業和家庭的經濟活動，而貨幣金融活動則作為其反面。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來，這個概念之所以廣為人知，部分也由于其在美聯儲聲明中的高頻率顯現，在美聯儲的表述中，實體經濟涵蓋除了金融和房地產之外的其他經濟部門。無論是基于理論還是政策視角，事實上實體經濟一詞都表達了同樣的含義，即屬于使一國經濟得以持續穩定運行的核心部門，并且與大多數企業的健康運作及居民生活福利密切相關。
　　其二，無論在經濟還是統計意義上，金融與非金融部門，在本質上就是相依相存的，金融部門的利潤很大程度上是與實體部門交易完成的，只是隨著信息技術進步與衍生金融產品的結構化創新，才出現了某些“自我游戲”式的交易。因此，如果強調前者，需注意避免無意義的重復；如果是后者，則需注意談的不是金融與非金融部門的關聯，而是金融部門內部結構問題。
　　就我國國情而言，筆者認為，在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背后，實際上隱含了四方面的重要問題。
　　在微觀層面上，強調滿足非金融企業和居民的合理金融需求，使多數微觀主體充分享受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的成果。由此來看，衡量金融是否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的關鍵，就是能否為那些最需要金融資源的主體提供了支持。就企業來看，小微企業與解決就業相關、農業企業與農業現代化相關、新技術企業與生產率提高相關，理應是落實金融服務功能的著力點。居民與“衣食住行”相關的消費和投資行為，都離不開金融支持，但在我國金融體系服務對象里，對其重視程度卻一直弱于企業。
　　在宏觀層面上，是有利于實體部門規模和結構的完善，換句話說，如果現有實體經濟結構存在缺陷，那么金融部門就應強化這種矛盾。從總需求角度看，過高的儲蓄與投資、最終消費中的居民消費不足，都是扭轉我國經濟結構失衡的重點，也應是金融服務的落腳點。從總供給角度看，產業結構的核心矛盾，應是第三產業內部的低效擴張，而不僅是之間的替代問題，即高端的農業、工業、服務業發展嚴重不足。如果不能認清金融支持的路徑，就只會加重現有經濟矛盾。
　　就金融部門內部來看，則是避免內部結構失衡和金融創新的失控。一方面，所謂“己不正難以正人”，如果金融部門內部效率低下、金融機構與市場體系不完善、金融產品與服務嚴重落后，那也談不上服務實體經濟、引導經濟優化。因此，促進金融市場、機構、產品等基本要素的完善，自然是討論的起點。另一方面，判斷金融創新失控與否，無非就是分析這種活動是否距離實體部門的金融需求太遠，或是否帶來不可控的額外金融風險，會否扭曲微觀主體的行為。就此而言，雖然說我國金融創新嚴重不足，也盡力避免創新成為金融部門追求超額利潤的幌子。
　　還有，就制度層面看，應堅持兩個基本原則。一是強調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過程中，避免行政性干預，實現金融發展與金融監管的分離。我國金融改革面臨的誤區之一，就是把改革與風險控制都集中在監管部門，造成內部政策目標沖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是要創造良好的金融發展環境，引導金融機構的市場化合理運作，而不是犧牲市場金融原則來達到目標。二是以市場化金融運行為主，政策性金融運行為輔，共同服務于實體經濟目標。在依靠商業金融原則難以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的情況下，就需要運用政策性金融機構或工具，由政府適當分擔金融服務成本。但作為市場機制尚未完善的發展中經濟體，我國亟須防止政策性金融改革走向極端。
　　最后，必須解決好金融部門與實體部門之間的分配問題。從歷史上，影響各國持續穩定的最終因素，還是要歸為分配。之所以有人把金融部門與實體部門對立起來，原因也就是分配失衡。在所謂“銀行高利潤”背后，實是兩大部門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分配矛盾。對此，一面要弱化因金融結構的缺陷而導致銀行定價權優勢和強博弈能力，另一面則需始終注意金融產業與實體產業的發展次序，尤其在當前各地都高舉金融大旗的情況下，若把金融手段當作發展目標，則金融最終也會成為“一場游戲一場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