醞釀和造勢了十年之久的中日韓自由貿易區（FTA）終于有了實質性破題。在上周閉幕的第十五次東盟與中日韓經貿部長會議上，中日韓三國就今年11月正式啟動自貿區的談判達成一致。對于占亞洲GDP 70%和占全球國民生產總值20%的中日韓三國而言，其自貿區構建與落地，對活躍國際貿易程度和驅動全球經濟平衡具有杠桿意義。
　　不能不說，面對世界范圍內區域經濟一體化腳步借助經濟全球化的力量不斷加速的大趨勢，亞洲顯得非常不合時宜。目前，除了東盟，亞洲地區國家都是散兵游勇，單打獨斗。特別在東北亞地區，中日韓分別與東盟10國簽了FTA，形成了各自的10+1局面，韓國還同美國、歐盟簽了FTA。正因為中日韓各自長期游離于未能整合的自我封閉體系之中，產業互補優勢和貿易互助能量受到了極大抑制和貶損。
　　從世界范圍內看，雖然中日韓三國無論是在經濟總量還是貿易總額上都已成為全球經濟的重要一極，但三國的主要出口市場卻依然過于集中在歐美市場，這不僅容易導致三國經濟為歐美所“綁架”，同時也給自身經濟帶來了不穩定。因此可以說，是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導致的歐美市場萎縮所引發的亞洲國家經濟整體痙攣，使中日韓三國透徹感受到了加強內部經貿合作的急迫性，強化了三國盡早構建區域FTA的一致性思維。
　　必須承認，中日韓自貿區的建設并不缺乏客觀而良好的現實基礎。看宏觀條件，目前，三國經濟總量在亞洲分別排第一、第二和第四，作為一個整體，三國經濟規模在全球僅次于歐盟和北美，一旦自貿區建成，將出現一個人口超過15億的大市場，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聯合起來的自由貿易區。看微觀條件，中、韓、日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日本是韓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中日韓的貿易總額近6.4萬億美元，三國經濟聯系程度越來越緊密，其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愈加明朗。更重要的是，三國的產業結構具有明顯的互補性。日、韓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上的競爭優勢顯著，而中國的競爭優勢仍主要集中于資源或勞動力密集型產品上。正是如此，根據中日韓聯合研究項目的結果，如果建立三國自由貿易區，在現階段下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將提升1.1%至2.9%，日本提升0.1%至0.5%，韓國提升2.5%至3.1%。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特定的地位和角色，中日韓自貿區所產生的效果不會只局限于自我經濟與貿易的改良之上。受中日韓自貿區經濟能量和市場吞吐量所驅動，亞洲經濟一體化特別是東亞共同體的實現將得到顯著加強，由于自貿區帶來的區域內商品流動性的增強，中國的服裝、紡織等產品更多地流向了日、韓市場，日、韓電器等工業品可大規模進入中國，由此可以縮小中、日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對平衡國際貿易會產生應有的積極作用。
　　但是，中日韓自貿區還剛處于起步階段，接下來三國談判將會比較艱難和漫長。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可能成為自貿區推進的重要掣肘。發展水平差距過大的國家間實施自由化貿易，將會對有關國家的產業造成較大沖擊，必然引起國家之間不同的憂慮和警惕。比如中國制造業對日本高科技制造業的擔心、韓國對中國低端制造業的戒備以及對日本電子機械等工業品進入的芥蒂，還有日韓對中國農產品的負面看法等等。另一方面，中日韓三國為推進自貿區建設所需要推進的經濟結構調整的程度比較高，對不同社會集團利益的影響也非常明顯，其所產生的社會壓力和阻力也會相當大。例如，在日韓，農業和農民長期受到政府保護，許多外國農產品被拒之門外。能否就農業問題達成共識，將是三國組建自由貿易區的最大障礙。
　　地緣政治因素也在無形之中干擾著中日韓自貿區的談判進程。毋庸諱言，中日韓三國的政治互信度并不穩固，正是如此，三國尋求合作時寧可舍近求遠，這種從二戰后一直持續至今的局面，改變起來并不容易。近日三國領土爭端加劇，也構成了FTA談判過程的重要撕裂力量。而隨著美國“重返亞太”腳步的越來越凌厲，尤其是美國“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在亞洲地區旋風般地啟動，日本已宣布加入TPP談判，鑒于在以美國為中心的TPP和以北京為中心的貿易協議兩種選擇上日本始終很難平衡，而且未來很可能倚重于前者，由此多多少少地會加深中日之間的芥蒂，從而給三方的FTA談判罩上陰影。還有一點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日韓看待中國的心理也在發生微妙的變化，一面想從中國的增長中取得利益，另一面又擔心中國實力增強會威脅到他們自身。這種矛盾的心理，必然會給三國自貿區談判增添更多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