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發展階段，關注社會公平正義，是城市化進程順利推進和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保證。
　　城市化是伴隨工業化發展、農民離開土地進入城市轉變為市民的過程。歐美國家大多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完成了這一轉變。
　　同樣是城市化，發展中國家和歐美面臨顯著不同的背景：一是沒有殖民地提供源源不斷的資金和原料，來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二是發展中經濟體之間存在激烈競爭，為在經濟全球化中取得競爭優勢，各國往往采取以農補工政策，將積累的資金投入工業生產的同時，壓低產業工人收入，降低生產成本，造成了一系列不公平現象。這種不公平必須是在一定限度內的，同時也是階段性的。否則不僅可能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還會影響國民素質提高，阻礙產業升級，最終導致經濟發展停滯不前。
　　所謂“拉美城市化教訓”即與此有關。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城市化率相當高。然而隨之而來的，是暴力事件的增多、生活環境的惡化。由于沿襲了殖民地時期的大地產制，拉美國家土地分配嚴重不均。在工業化目標的驅使下，政府重工輕農，農民紛紛遷入城市尋找工作機會。農民數量的減少并沒有給留守農民帶來更多土地，反而導致新一輪的土地兼并，造成了數量龐大的“無地農民”。這些人或成為莊園主、農場主的短期雇工，或流入城市謀生，住進貧民窟。上世紀80年代，技術密集型產業集中在發達國家和亞洲四小龍等新興經濟體，拉美國家主要發展資源密集型產業。這樣的經濟結構雖然造就很多富豪，吸納就業能力卻很有限。拉美青年失業率一度高達14%，形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城市化成功與否，絕非以城市數量和城市人口的增長來判斷。相比“數量”的變化，城市化應該更加注重增長“質量”，即社會公平和協調發展問題。這既涉及城鄉統籌，又關系到經濟結構轉型，是一個國家在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至關重要的經濟社會發展指標。一味追求城市化率，對農村竭澤而漁，只會導致二者發展失衡，令城市化進程斷裂。
　　上世紀60年代，韓國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差距懸殊，農村人口大量無序遷移引發諸多社會難題。針對這一問題，韓國政府于1970年發起“新鄉村運動”，不斷改善農民生活水準、推動城鄉人口順暢流動，使經濟發展帶來的繁榮逐漸從城市輻射到農村。通過縮小城鄉差距，避免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盲目遷移，令城市化壓力得以緩解。同時，韓國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并為實現產業升級積累了所需的人力資源。對于社會公平問題的兼顧，不僅緩解了社會矛盾，還有效推動了經濟的持續發展。
　　當前，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社會處于轉型期。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首次超過了50%。未來一二十年，城鎮化注定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在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社會成員就業不穩定、流動性大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深化土地管理改革和建立、完善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制度等措施,不僅關系到社會公平正義本身，也是城鎮化順利推進和實現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