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距離上報國務院法制辦的最后期限還有將近3個月，但住建部已經完成了《基本住房保障條例》草稿的起草工作，購置政府投資建設保障性住房須和政府“按份”共有產權，這意味著購置型保障房的牟利空間將被基本清除。
　　近年來，圍繞“共有產權房”社會各界曾展開過數次爭辯，贊同聲大于反對聲。確實，共有產權有諸多值得肯定的政策優勢：政府可以通過“合股購房”擁有部分房屋產權，來抑制富人投機炒房、轉租套利；共有產權保障房，既可讓政府產生社會效益，也能產生經濟效益，從而會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更為重要的是，“共有產權房”也能舒緩公眾對保障房的不滿情緒。　
　　共有產權保障房屬于舶來品，運作成功者非英國莫屬。比如，英國購房者享有的產權，可以在25%～75%之間自主確定比例；還有，購房者獲得完全產權沒有具體的時間限制，但在購得完全產權之前，政府會向購房者收取共有產權部分的租金；此外，在政府撥付一定啟動款項后，由住房協會按照基金的形式來運作，從而保證這一筆賬始終是清楚的，也保證了基金的保值增值。　
　　表面上看，英國保障房推行成功在于共有產權，實則不然，保障房不在于是否給多少產權，關鍵在于制度設計中確保保障性住房的及時退出機制，而將住房交給后來的弱勢群體，從而形成一個良性的內循環機制。無論在英國、德國、新加坡，還是香港地區，在保障退出機制中都有著嚴格的法律懲治規定。譬如，在香港，如果發現有公共住房申請造假行為，申請者不僅會被取消資格，還會視情節輕重予以罰款，甚至被追究刑事責任。實質性的追究與懲罰機制，加大了申請者的違法違規成本，使其不敢輕易以身試法。　
　　更需注意的是，共有產權保障房會損害低收入群體的利益。倘若地方政府把劃撥的土地出讓金以及其他政策優惠，換算成“股份”入股共有產權保障房，難免與現有經濟適用房政策宗旨相悖；購買保障房共有產權的低收入群體，本來就沒有購買能力，但制度安排強迫這些人掏錢購買，不僅增加了弱勢群體的經濟負擔，讓政府轉嫁了原本應承擔的責任，也會讓保障房失去了保障本質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