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人口紅利即將消失，中國經濟步入慢速增長的預言已快成為現實，經濟回落不再是暫時現象。不過，對于一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水平全球排名近90名、城市化率水平只有50%多一點的經濟體而言，未來發展的理論空間依然很大。當前需要做的是要優化資源配置結構，提高產出率，即所謂創造改革紅利。

　　經濟調整呈長期化趨勢

　　近期市場對降準的預期一次次落空，但并不意味著貨幣政策不肯放松，而是需求有所下降。7月新增信貸只有5400多億元，低于預期。銀行放貸沒有突破規模上限，降準意義不大。至于降息，理論上有空間，但市場利率（包括民間利率和實際貸款利率水平）依然很高，故即使降息效果也有限，實際上貨幣政策的作用通常也是緊縮效果比寬松效果要好。因此，從前7個月的貨幣政策執行情況看，可評價為穩中有松，效果不佳。
　　財政政策對維穩經濟起到積極作用，如為彌補房地產投資增速回落，對水利建設投資增長較快，高鐵投資也恢復增長。不過，政府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越來越小，62%的投資要依靠民間來實現。5月份發改委曾集中批準一批投資項目，但僅掀起一點浪花，面臨鋼鐵等大批重化工業的產能過剩，即便批準寶鋼、武鋼等新建項目，也難以形成有效的投資。目前，不少地方政府紛紛推出巨額投資計劃，但資金的籌措是一大難題，即便資金到位，最終又將形成一大批負債，阻礙未來經濟的健康發展。
　　外需方面，盡管美國經濟復蘇的跡象越來越明顯，但這輪美國經濟的崛起并未給中國出口業帶來太多機會，一方面是因為美國自身想重振制造業來降低失業率，另一方面是從成本更低的市場如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進口。
　　歷史不會簡單地重演，美國經濟復蘇等不能給中國增加外需，而中國制造業對勞動力成本的敏感度過高，也顯示出其脆弱的一面。如此看來，中國經濟確實面臨去庫存、去產能和去杠桿的長期壓力，這個過程將會比較長，正如目前去庫存的過程也比以往更長一樣，說明中國經濟的消化能力大不如以前。

　　改革紅利或明年展現

　　人口紅利是一經濟術語，指被撫養人口的比重不斷下降的過程，目前已到由升趨降的拐點，也就是說人口紅利即將消失。改革紅利則是從人口紅利中衍生出來的用語，表示中國目前還存在制度進一步完善的空間。過去十多年，中國重大改革事件比上世紀90年代要少很多，或許是因為現有制度和結構尚能讓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當然，這也包含人口紅利的優勢。隨著經濟增速下滑，原先就已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和制度缺陷日益凸顯，就會形成倒逼改革機制。
　　中國今后需要改革的領域，包括過去30年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所出現的結構失衡的方方面面。從大的方面看，存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發展和收入分配的不均衡，政府、企業與居民之間收入分配不均衡，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分配不平衡，國企與民企之間的發展機會不均等，企業與銀行之間的資本回報率鴻溝，高收入群體與低收入群體的巨大差距，經濟高增長與社會保障體系滯后的反差等。需要改革的領域很多，從邏輯上講，應該先易后難、先簡后繁、先解近渴后引遠水、先低成本后高成本。
　　今年動作頻頻的金融改革恰符合上述邏輯：第一，改革大部分不需制定繁瑣的操作細則，如非對稱減息和給予存款利率上浮空間，實質上是利率市場化改革，含義是讓銀行反哺企業，解企業近渴。而且，這一改革執行效率高，操作成本低。第二，金融改革實質上是放松金融管制、打破金融壟斷，屬于系統的總量改革，一般不涉及到個案，不容易受到某個既得利益集團的抵觸。
　　下一步改革的難點在于財稅體制改革。比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屬于財稅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部分，之前有報道稱總體方案將在下半年出臺，但至今連改革方案的討論稿都未見到，估計難以如期出臺。從歷史看，一般重大改革舉措的啟動都在黨的三中全會上，最著名的當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啟動中國的改革開放，十二屆三中全會則將是啟動以城市為中心的經濟體制改革，而上一屆三中全會則是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包括推動土地制度改革試點。
　　若以此推算，明年10月份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估計會啟動財稅體制改革，而對于財稅體制改革方案的討論和制定，如分稅制改革、與收入分配相關的個稅改革、房產稅乃至遺產稅等新稅的推出，則會在三中全會前就應初見端倪。財稅體制改革的難度要大于金融體制改革，但對于改善經濟結構，則更加直接和具有針對性。如中國的收入差距通過改革能夠縮小，就可有效擴大內需和經濟轉型。而且，財稅體制改革必然會涉及到行政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一旦啟動，就意味著這將是一場重大而深遠的改革，若能順利推進，則改革紅利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