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元區將政策重點從緊縮逐步轉向增長，加上歐元區的實體經濟仍具有強大的競爭力。我國應加快對外直接投資的開放力度，進一步在歐元區尋找機會。
　　為更好地應對歐債危機，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對我國的影響，建議我國采取以下措施加以應對：
　　——進一步加快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開放力度，鼓勵民間資本到歐元區尋找機會
　　歐元區將政策重點從緊縮逐步轉向增長，加上歐元區的實體經濟仍具有強大的競爭力。我國應加快對外直接投資的開放力度，進一步在歐元區尋找機會。考慮到我國企業對歐元區熟悉程度不高，可借助我國駐歐機構、我國、香港和歐盟商會等各種力量，加大對歐元區法律、社會以及經濟的研究和推介力度。
　　——戰略性使用外匯儲備，尋找雙贏機會
　　可將部分外匯儲備加上配套人民幣資金，設立專門的基金，加強與歐元區的國家、公司及個人合作。以資本投入、補貼等方式，購買歐洲的技術，引入歐洲的專業人才，提高對國內環保產業的支持力度，加大對空氣及水等環境治理力度。將外匯儲備投資到有利于子孫后代的碧水藍天，既有利于緩解外匯儲備的潛在風險，又可不擴大現有產能地刺激本國經濟，給歐元區帶來一定的外需，加強與歐洲在環保上的合作，提高未來談判的籌碼。
　　——引導匯率更大幅度的雙向波動，加快建立外匯衍生品市場
　　2005年以來我國人民幣匯率漸進升值，銀行、企業和個人單向積累人民幣頭寸。 2011年10月以來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各類市場參與主體的人民幣凈頭寸有所減少，降低了匯率波動可能引發的市場頭寸被迫調整的風險。從實體經濟來看，歐債危機的惡化導致新興市場國家匯率大幅貶值，人民幣有效匯率快速攀升，影響了出口企業的競爭力。為此，在歐債危機尚未失控的時期，可適當引導匯率在更大幅度的雙向波動，在美元升值背景下，反而有利于我國保持實際匯率的相對穩定。同時，進一步完善外匯衍生品市場，提高市場參與主體的外匯風險管理能力。提前釋放歐元區極端情形下的匯率和資本流動風險，提高金融市場承受風險波動的能力，擴大匯率工具空間。
　　——繼續穩步推進本幣互換，加大對出口貿易融資、出口信用保險等的支持力度
　　當前的歐債危機是系統性，極端情形更會產生全球影響。因此，簡單的出口區域分散，應對極端情形的效果有限，關鍵要盡快提高自己的核心競爭力。一般來說，僅僅只是實體經濟衰退引發的國際貿易萎縮，有較充足的時間應對，但當國際貿易的金融支持惡化時，其沖擊是迅速和巨大的。歐洲金融機構在貿易融資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但近期受歐債危機嚴重的影響，其提供的貿易融資比例大幅下降。歐洲銀行為日本以外亞洲國家提供貿易融資的比重，從2011年的28．2％下降到今年前5個月的5．8％，日本的銀行彌補了部分歐洲銀行退出帶來的空白。但即使如此，也給亞洲的國際貿易帶來不利影響。為此，可繼續穩步推進本幣互換，以為貿易融資提供必要的流動性支持。同時，加大對出口貿易融資及出口信用保險的財政支持力度。 IMF的研究表明，提供金融服務比由誰提供更重要。可適當加快對外資銀行，如有一定競爭力的日本的銀行，從事這些業務的開放，甚至出臺鼓勵政策。
　　——關注國際資本流動，保持跨境資本流動的管道管理
　　歐元區的動蕩，不僅影響我國與歐元區間的資金流動，還將影響新興市場甚至中美之間的資金流動。既存在回流歐元區滿足流動性需求的資金流動（香港的歐洲金融機構已出現明顯的抽資自救行為），也存在規避風險，重新進行資產組合配置的資金流動。我國應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測。我國不能因國際環境不穩定而延緩資本賬戶的必要開放，但當前對跨境資本流動應堅持管道管理，對資質和規模保留必要的管制。加強對短期資本流動的管理，加大對地下錢莊的打擊力度，形成必要的威懾力。
　　——提高貨幣政策的靈活性，加強政策的國際協調
　　我國 2009年的刺激政策為世界作出了巨大貢獻。 2012年美國和歐元區的選舉和寬松政策，為我國提供了相對有利的外部環境。在金融市場不發生極端調整的情況下，我國應充分利用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維持經濟增長的努力，堅持中性的貨幣政策，在可承受的經濟增長環境中，將重點轉向國內的改革和結構調整。一旦歐元區出現極端情形，應迅速放松貨幣，及時對沖國際動蕩可能帶來的被動緊縮。
　　——堅持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方式，加快推進各項改革
　　全球均處于缺乏新增長動力的長周期底部，但我國原有的增長動力——城鎮化、工業化乃至全球化仍有空間，收入提高帶來的消費市場也處于啟動前期。結構調整越充分，轉方式越徹底，應對歐元區可能的極端風險就越主動，政策空間也越大。
　　——建立危機應對預案，提高社會的風險承受能力
　　目前不能排除極端情形出現，但這種情況仍是小概率事件。我國可充分借鑒IMF等危機處理經驗，建立我國多部委合作的危機處理預案。但關鍵是提高社會的風險承受能力，可考慮以一定財政資金，甚至以一定外匯儲備聘請外國專家，培訓失業人員，提高勞動力素質，健全和公平社會救助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