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元區將政策重點從緊縮逐步轉向增長,加上歐元區的實體經濟仍具有強大的競爭力。我國應加快對外直接投資的開放力度,進一步在歐元區尋找機會。 為更好地應對歐債危機,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對我國的影響,建議我國采取以下措施加以應對: ——進一步加快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開放力度,鼓勵民間資本到歐元區尋找機會 歐元區將政策重點從緊縮逐步轉向增長,加上歐元區的實體經濟仍具有強大的競爭力。我國應加快對外直接投資的開放力度,進一步在歐元區尋找機會。考慮到我國企業對歐元區熟悉程度不高,可借助我國駐歐機構、我國、香港和歐盟商會等各種力量,加大對歐元區法律、社會以及經濟的研究和推介力度。 ——戰略性使用外匯儲備,尋找雙贏機會 可將部分外匯儲備加上配套人民幣資金,設立專門的基金,加強與歐元區的國家、公司及個人合作。以資本投入、補貼等方式,購買歐洲的技術,引入歐洲的專業人才,提高對國內環保產業的支持力度,加大對空氣及水等環境治理力度。將外匯儲備投資到有利于子孫后代的碧水藍天,既有利于緩解外匯儲備的潛在風險,又可不擴大現有產能地刺激本國經濟,給歐元區帶來一定的外需,加強與歐洲在環保上的合作,提高未來談判的籌碼。 ——引導匯率更大幅度的雙向波動,加快建立外匯衍生品市場 2005年以來我國人民幣匯率漸進升值,銀行、企業和個人單向積累人民幣頭寸。
2011年10月以來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各類市場參與主體的人民幣凈頭寸有所減少,降低了匯率波動可能引發的市場頭寸被迫調整的風險。從實體經濟來看,歐債危機的惡化導致新興市場國家匯率大幅貶值,人民幣有效匯率快速攀升,影響了出口企業的競爭力。為此,在歐債危機尚未失控的時期,可適當引導匯率在更大幅度的雙向波動,在美元升值背景下,反而有利于我國保持實際匯率的相對穩定。同時,進一步完善外匯衍生品市場,提高市場參與主體的外匯風險管理能力。提前釋放歐元區極端情形下的匯率和資本流動風險,提高金融市場承受風險波動的能力,擴大匯率工具空間。 ——繼續穩步推進本幣互換,加大對出口貿易融資、出口信用保險等的支持力度 當前的歐債危機是系統性,極端情形更會產生全球影響。因此,簡單的出口區域分散,應對極端情形的效果有限,關鍵要盡快提高自己的核心競爭力。一般來說,僅僅只是實體經濟衰退引發的國際貿易萎縮,有較充足的時間應對,但當國際貿易的金融支持惡化時,其沖擊是迅速和巨大的。歐洲金融機構在貿易融資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但近期受歐債危機嚴重的影響,其提供的貿易融資比例大幅下降。歐洲銀行為日本以外亞洲國家提供貿易融資的比重,從2011年的28.2%下降到今年前5個月的5.8%,日本的銀行彌補了部分歐洲銀行退出帶來的空白。但即使如此,也給亞洲的國際貿易帶來不利影響。為此,可繼續穩步推進本幣互換,以為貿易融資提供必要的流動性支持。同時,加大對出口貿易融資及出口信用保險的財政支持力度。
IMF的研究表明,提供金融服務比由誰提供更重要。可適當加快對外資銀行,如有一定競爭力的日本的銀行,從事這些業務的開放,甚至出臺鼓勵政策。 ——關注國際資本流動,保持跨境資本流動的管道管理 歐元區的動蕩,不僅影響我國與歐元區間的資金流動,還將影響新興市場甚至中美之間的資金流動。既存在回流歐元區滿足流動性需求的資金流動(香港的歐洲金融機構已出現明顯的抽資自救行為),也存在規避風險,重新進行資產組合配置的資金流動。我國應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測。我國不能因國際環境不穩定而延緩資本賬戶的必要開放,但當前對跨境資本流動應堅持管道管理,對資質和規模保留必要的管制。加強對短期資本流動的管理,加大對地下錢莊的打擊力度,形成必要的威懾力。 ——提高貨幣政策的靈活性,加強政策的國際協調 我國
2009年的刺激政策為世界作出了巨大貢獻。
2012年美國和歐元區的選舉和寬松政策,為我國提供了相對有利的外部環境。在金融市場不發生極端調整的情況下,我國應充分利用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維持經濟增長的努力,堅持中性的貨幣政策,在可承受的經濟增長環境中,將重點轉向國內的改革和結構調整。一旦歐元區出現極端情形,應迅速放松貨幣,及時對沖國際動蕩可能帶來的被動緊縮。 ——堅持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方式,加快推進各項改革 全球均處于缺乏新增長動力的長周期底部,但我國原有的增長動力——城鎮化、工業化乃至全球化仍有空間,收入提高帶來的消費市場也處于啟動前期。結構調整越充分,轉方式越徹底,應對歐元區可能的極端風險就越主動,政策空間也越大。 ——建立危機應對預案,提高社會的風險承受能力 目前不能排除極端情形出現,但這種情況仍是小概率事件。我國可充分借鑒IMF等危機處理經驗,建立我國多部委合作的危機處理預案。但關鍵是提高社會的風險承受能力,可考慮以一定財政資金,甚至以一定外匯儲備聘請外國專家,培訓失業人員,提高勞動力素質,健全和公平社會救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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