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美國的資本市場作為中國資本市場的參照，已是國內財經評論界慣用的手法，尤其在中國的資本市場出現制度爭議以及A股市場持續走熊之時用得最多。今年以來，恰好兩種情況交織，所以關于中美資本市場的對比分析也比以往更多。這其中有值得肯定的東西，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關于資本市場對經濟的激勵機制與選擇機制的討論，就有一些有待澄清的觀點。
　　有學者近日在網上說，中國資本市場與美國資本市場最顯著的差別之一是：他們的市場能激勵出像微軟、蘋果這樣代表當今世界高科技與生產力發展方向的企業，而我們的資本市場竟對古老的茅臺、五糧液之類的白酒產業投出贊成票，由此可見中國資本市場的確非常落后。不僅如此，該學者還認為這還說明落后的市場機制背后的許多深刻差異，比如金融市場的類型差異（美國是市場主導型而中國是銀行主導型），市場結構差異（美國是機構主導而我們是散戶當家）等。這些差異似乎可以從更全面的角度說明中國資本市場的落后。
　　從市場對產業的選擇來評判市場的成熟與發達程度，是經典理論慣用的方法，且邏輯嚴密，因為從金融市場的最根本職能看，市場的最高目標應是資源的最高效配置，而實現這一目標的根本路徑是市場的激勵與選擇機制，這說到底就是市場到底把票投給誰的問題。投得好則可促進經濟的健康發展，投得不好則使經濟出現問題，甚至遭受損失。
　　不錯，自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以來的全球絕大部分科技創新和大部分工業創新都出自美國。而在這個過程中，美國資本市場的導向與激勵機制的確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僅僅因此就認定凡沒能激勵出微軟和蘋果的資本市場都是落后的呢？如果是，那該如何解釋當年日本家電對美國家電的全面“清除”，日本汽車對美國汽車的“圍剿”，以及在“蘋果王朝”出現之前手機業中諾基亞、三星、索尼對摩托羅拉的“圍困”呢？要知道，當初那些對美國品牌構成威脅的產品可也都代表了那個時代先進的科技與生產力，而當時的美國資本市場與現在并沒有本質區別，能說那時的美國資本市場是落后的，而現在是先進的嗎？
　　一個資本市場究竟激勵什么樣的產業，并不能完全說明市場的先進與落后，因為在激勵的過程中不光是市場的完善程度在發揮作用，不同的文化與信仰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一點，傳統理論中幾乎沒有涉及，但現實世界中卻又是實實在在地存在著。就像日本人偏好節能產品、德國人偏好機械制造、法國人偏好奢侈浪漫一樣，中國傳統文化對權威的崇尚與追捧，使得一些帶有明顯歷史權威痕跡的產業即便在現代文明時代依然擁有著無可替代的地位與價值，因此造就了所謂的“茅臺神話”、“五糧液神話”。但這種選擇與市場的先進程度無關，更與市場制度的完善程度無關。或者說，只要我們的民族文化不發生大的改變，這種現象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會有。如果我們只能機械地用經典理論邏輯來看待中國資本市場的這種現象，就不可能看到中國資本市場的進步與發展，更不利于正確評估中國資本市場的實際發展水平。這不是妥協，而是實事求是。
　　其實文化不僅影響了資本市場的選擇（實際上是投資者的取向），而且也影響了資本市場的結構。應該承認，一國資本市場的結構與該國的國民財富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美國學者就曾指出，像日本、德國、法國這些國家（我想也應該包括中國），國民的財富文化更傾向于貨幣資產，因此他們所擁有的銀行存款、國債的比例很高，國民投資股票的比例比起美國要小得多。德國、法國、日本的國民股票財富比大約為10%左右，而美國在30%以上，這也就是美國各種以股票為投資對象的機構遠多于上述三個國家的原因。
　　中國的情況也類似，雖然A股市場發展迅速、規模增長驚人，但離支撐起一個機構主導的資本市場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在這種現實格局下盲目推崇機構主導，反倒可能是一種逆市場的行為，不符合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客觀規律了。
　　中國資本市場的確出現過“中國特色”的非客觀舉措，于是也就出現了市場人士寧可多以國際慣例為基準、多以經典理論為指導的認知傾向。這種做法，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是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但正所謂矯枉過正，如今，當我們已完全相信經典理論并遵循國際慣例時，實際上正在悄悄犯另一個錯誤：忽略本土文化。中國的文化大背景是崇拜權威，美國人則更癡迷新奇，即便人們還不能確定新事物是否能被未來接受。在這樣的文化差異下，我們有了白酒神話，美國有了微軟王朝、蘋果王朝。當我們用自己的白酒去與美國的微軟做比較時，應更多看到文化差異對市場的影響，而不能簡單地就此評估兩個市場的優劣。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認識自己、正視自己、準確把握自己，也只有如此，才能看準我們應該遵循的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