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前的貨幣分布格局非常奇特。從貨幣存量角度，中國實體經濟體系顯然已是貨幣深化過度，當前的貨幣回收壓力不在于增速控制，而是降低貨幣深化指標。從貨幣深化指標（M2/GDP）看，當前中國經濟仍然處在貨幣過分充裕狀態，中長期（3-5年）內都存在著回收或消化多余貨幣的壓力。我國的M2/GDP最近3年分別為1.79、1.81和1.81，而2011年美國為0.64，歐盟為0.92，日本為1.72，而日本是典型的深陷“流動性陷阱”國家；從歐洲央行（ECB）近幾年多次擴張貨幣以刺激經濟來看，歐洲經濟實際上也已經掉進了“流動性陷阱”當中。
　　然而，金融體系流動性現狀對貨幣回收造成了很大制約。國際收支和國際金融流向的變化，導致中國傳統貨幣投放渠道外匯占款增速下降明顯，金融領域流動性再度趨緊，金融機構要求放松貨幣的呼聲日高。中國貨幣回收一直力度偏弱，在當前宏觀調控重心重回“保增長”的情況下，貨幣當局又面臨中斷貨幣回收行為的壓力。
　　2003年，中國政府為對沖“非典”的影響，祭出了“信貸+投資”雙擴張的組合拳，成功制止了經濟的下滑。并在隨后的信貸回歸正常后，仍然保持了投資的高速增長態勢。2009年，面對金融危機沖擊，中國新一輪更猛烈的信貸擴張，卻并沒有帶來如2004年的超高投資增速，投資增速只是略超長期均衡區間上限；在隨后的信貸增速向正常水平回歸后，投資增速也就表現乏力。2011年下半年，投資增速下滑至長期增速區間下限。從社會融資總量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對比關系看，我們同樣也看到了貨幣政策效應力度衰減的現象。2006-2007年間融資總量的增長，帶來的GDP增速在一輪經濟周期中的頂峰狀態。2009年，社會融資總量的天量增長，卻僅僅使GDP增速略有回升。隨后，隨著融資增速的回落，經濟增速也下降。
　　信貸（貨幣）的擴張效應作用下降，根本原因在于經濟體系本身投資增長動力的減弱。持續的房地產調控，導致了占總投資1/4-1/3的房地產投資不斷降溫；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以及前期大規模建設后帶來的財務緊張狀況，導致了基建投資的回落；在工業投資領域，經濟轉型需要更多的“軟投資”而非“硬投資”。
　　銀行資產質量風險憂慮制約了信貸大幅增長的空間，2008-2009年的貸款高速增長，為銀行的資產質量埋下了隱憂。2011年，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風險浮現；2012年，資產泡沫破裂導致民間資金鏈驟然收緊，銀行不良貸款余額出現回升。市場幾乎一致認為，商業銀行未來資產質量惡化幾成定局，問題只是何時、多大程度以及會否導致危機。資產風險上升，侵蝕了銀行的放貸能力，同時也使銀行未來經營更趨謹慎，從而造成實際信貸擴張速度的下降，最終使得貨幣保持在了較低增長狀態。
　　中國雖仍遠離“流動性陷阱”，但貨幣政策效應力度已大為下降。在“保增長”的具體政策手段使用方面，中國最近幾年連續使用了貨幣（信貸）和投資結合的政策組合手法，前期頗有成效。但受政策衰減效應的影響，2011年起貨幣政策擴張的效應明顯減弱。
　　由于經濟發展空間仍然較大，社會老齡化程度還相對較輕，以及財政激勵手段的配合使用，中國經濟當前離“流動性陷阱”還較遠。因此，中國貨幣政策刺激手段仍然為中國政府所偏好，尤其是在當前政府投資乏力、民間投資也跟不上的情況下。中國雖能幸運地遠離“流動性陷阱”，但對“滯脹”卻始終保持著較高警惕。為了避免物價在經濟啟動時期的快速反彈，從而對經濟持續增長造成傷害，我們預計中國宏觀調控在貨幣回收方面不會做過多的放松。
　　政府調控部門也意識到，當前經濟轉型困難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當初反危機手段“過火”造成的。過大的刺激手段，不但造成了產能過剩，也造成了貨幣過剩。雖然經濟低迷暫時推動了價格水平的持續回落，但過多貨幣對資產和一般價格水平的反彈壓力一直存在，近期房地產市場的快速回暖正是這一壓力存在的寫照。為兼顧通脹預期管理和促進經濟增長，貨幣“緊數量、低利率”的政策組合形式，將保持不變。
　　總而言之，在經濟低迷、貨幣數量仍然過多、經濟轉型、保增長和價格穩定的復雜環境下，“緊數量、低利率”貨幣政策組合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