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本月初長沙市公布8000億元投資計劃后，日前重慶和天津又幾乎同時提出了1.5萬億元投資計劃，貴州和山西兩省也都有雄心勃勃的計劃。這些計劃雖然時間跨度不一，具體內容也存在一定差異，且其高調發布存在較強的廣告宣傳動機，最終能真正落實很可能只是一小部分，但在“穩增長”大背景下地方政府競相拋出龐大投資計劃本身就透露出一些值得高度重視的信號，其背后體現的固有經濟發展思路，足以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
　　在經濟增速持續回落的形勢下，中央確定了“穩增長”的政策基調。在穩增長中，地方政府顯然不應該毫無作為，適度有所作為應該是題中應有之義，但這種作為不是亂作為，而應該遵循一定的原則，保持著對市場的尊重，在政策思路上要有所突破，以往那種慣性思維該有所揚棄，這不僅是體制創新的內在要求，也是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經濟中復雜的矛盾所決定的。
　　首先，從已經公布的地方投資計劃來看，依靠項目投資拉動國內生產總值（GDP）仍然是地方經濟增長的主要思路，而這一思路最直接的風險就是加劇產能過剩。
　　雖然這些計劃沒有披露基礎設施投資和制造業投資各自比重，但從常識可以判斷，制造業投資在其中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眾所周知，制造業產能過剩是目前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之一，在正常情況下，市場具有自動淘汰過剩產能的機制，特別是在激烈競爭中，低效產能能夠被自然淘汰。在經濟周期運行中，投資和淘汰產生的波浪式前進能使經濟達到一種動態的供需平衡。但是，政府通過經濟計劃圈定扶持產業，運用土地、財稅優惠以及向企業提供隱性的擔保等方式進行“引導”，很容易弱化市場的約束機制，延緩了產能削減的進程，甚至會導致業已存在的產能過剩更加嚴重。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供的數據，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8-2009年，中國制造業整體產能利用率最高也只有80%，而大規模的財政刺激計劃使產能利用率進一步下降，最低只有60%。無疑，中國制造業產能過剩問題確實比較嚴重，這也反映出中國經濟結構性失衡，特別是消費和投資之間失衡已經到了比較嚴重的程度。糾正這種失衡，要求政府將主要工作放在改善收入分配，加大對居民的稅收減免上，大量的制造業投資雖然短期內可以直接拉高GDP，增加一些稅收收入，但長期來看，卻會進一步惡化經濟結構，使經濟變得更加不可持續。
　　其次，地方政府產業規劃不僅計劃經濟色彩較為濃重，而且對產業的選擇上趨同現象嚴重，一窩蜂式的投資很容易導致未來若干年在所謂的“新興產業”上重蹈光伏行業的覆轍。
　　各地的計劃不僅制定了重點發展的產業或產業集群，而且制定了具體的產值目標，單從這點看，就帶有較濃的計劃經濟色彩。此外，新能源、新材料、云計算成為各地重點支持的對象，可以預料，這些重點支持的產業，將會得到土地、信貸上的支持，甚至是直接的財政資金資助。政府的強有力支持固然可以較快地吸引民間資金的參與，降低其早期的風險，但政府介入也鼓勵了民間資金不顧市場規律大肆冒險擴張，再加上一些所謂的高科技、新科技其實只是普通制造業，中國企業并沒有掌握核心技術，進入門檻甚低，極容易形成全國各地遍地開花，迅速形成產能過剩而真正的創新能力又無法形成的局面。政府的巨額投入有在數年后成為負擔的可能，光伏產業就是前車之鑒。
　　其實，在引導產業升級的過程中，地方政府扮演的角色一直是值得質疑的。不可否認，在過去基礎較差、投資相對于龐大就業壓力來說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政府通過直接引導、定向支持的方式確實有利于快速形成生產能力和產業聚集效果，但這一模式的邊際效應已呈快速遞減之勢，相反，該模式帶來的重復投資、效益下降等負面效果則日益明顯，最典型的是江西新余的賽維案例。因此，政府的產業政策需要適應形勢變化，打破原有的路徑依賴和行政慣性。
　　隨著市場日益發展，政府在吸引產業、提高地區競爭力方面，不應該再靠優惠措施，不應該再靠直接干預。政府應該立足于完善市場配套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確保企業擁有公平競爭環境和保護知識產權的法治環境，政府應該加大在基礎研究上的投入，并以此作為形成產業聚集的支點，而具體的應用和產業化，應該交給市場來完成。
　　總之，隨著中國經濟進入了新的階段，地方政府在“穩經濟”的過程中，投資政策和產業政策也需要作出積極的改變，而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原來那種上項目、鋪攤子以投資推動增長，以直接干預為主要手段，低效益高風險的產業政策，不能再延續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