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代理中國公民跨國空難和跨國集體訴訟的中國律師郝俊波，日前已通過書面和官方網站兩個渠道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實名舉報了輝瑞集團在中國的商業賄賂行為。按司法程序，最高人民檢察院將對實名舉報給予回復，這也就意味著，還沒有完全從八國行賄案中走出的全球最大制藥公司美國輝瑞，很有可能因為此前在中國的行賄行為而面臨新一輪刑事訴訟。
　　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不久前披露的信息，輝瑞制藥及其子公司美國惠氏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八個國家向當地官員以及醫生和醫護人員等國有機構公職人員行賄，以便獲得監管與處方等方面的認可，從而拓展銷量。輝瑞公司在中國的賄賂行為當然絕非個案，這些年來，從超市巨頭沃爾瑪向中國官員行賄10余萬人民幣，到全球最大診斷設備生產企業德普公司向中國國有醫院醫生行賄162.3萬美元，再到戴姆勒向中石油、中石化等三公司官員行賄近260萬歐元，國際日化超級巨頭雅芳向中國官員支付數十萬美元，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商業賄賂之風正愈演愈烈。
　　客觀分析，跨國公司商業賄賂也并非什么新鮮事。僅據SEC的調查，上世紀70年代中期，有400多家美國公司在海外有賄賂行為，涉及資金高達3億多美元，其中有117家問題公司是“財富500強”企業。懾于發達經濟體的嚴刑峻法，跨國公司如今已將商業賄賂的主戰場移到了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高速發展的新興經濟體。據世界銀行估計，發展中國家每年約有5%的出口金額，即500億至800億美元流向了當地的腐敗官員。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大量跨國公司競相加入中國商業賄賂陣營的事實，代表著的是跨國公司對我們一些潛規則的妥協與屈從。經過對外開放，西方企業公平、公開的競爭精神與商業倫理漸漸植入了中國市場，然而，新的商業規則并不能在短期內取得市場話語權，盛行于中國商業領域的依然是舊習俗。由于本土文化的強大與根深蒂固，人脈關系到企業的生存，請客送禮左右著競爭者的命運。因此，任何一家進入中國市場的跨國公司，首先面臨的是如何平衡商業倫理與海外市場競爭力的選擇。而就在這種選擇中，企業往往會被逼向“囚徒困境”：如果遠離商業賄賂，企業就可能失去市場。最終，巨大的利益誘惑驅使著跨國公司拋棄了原有的道德操守。
　　如果說中國商場中的“潛規則”導致了跨國公司的群體被動性“異化”，那么，中國市場中的特殊利益結構則使跨國公司的商業行賄由被動走向了主動。一方面，國內壟斷特權的存在，驅使跨國公司在“潛規則”面前鋌而走險。商業賄賂與資源壟斷相伴而生。在壟斷和政府嚴格管制的行業中，相關人員所掌控的壟斷性資源太多，在缺乏全面有效監督的環境中，手握行政審批、資源分配和管理權的人員，自然成為商業賄賂的對象，而急于開拓中國市場的跨國公司，則成為商業賄賂的重要參與者。另一方面，制度供給不足，使跨國公司在“潛規則”面前肆無忌憚。由于我國治理商業賄賂的法律體系尚不完善，法律處罰力度不足，加之一些地方政府對跨國公司違規行為的放任，以及商界長期以來的“習慣性沉默”，既使得各交易參與方產生了關于潛規則的悲觀心理預期，又變相助長了在華跨國公司的違規氣焰。
　　必須指出，絕大多數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商業賄賂行為往往是其本國監管機構調查發現，然后才告知中國官方；不僅如此，違規企業雖然遭到本國司法的起訴與懲戒，但中國對此卻并沒有任何相應的制裁。在發現跨國公司商業賄賂方面，我們始終落人之后，而在阻撓和根治國外企業商業賄賂的措施上，中國現有管理制度又顯得那么的“短板”。因此，從制度構架和市場建設層面增設抗擊跨國公司商業賄賂的“防火墻”，已成中國的必然選擇。
　　首先，我們趕緊得制定一部完備的《反商業賄賂法》，在此基礎上加大懲罰力度和抬高違法成本；其次，要在微觀層面建立清晰的產權制度，包括引進非國有化的產權主體實現產權多元化，防止產權所有者主體的缺位，強化所有權對使用權和處置權的控制；再次，實現商業行為的市場化，包括推動壟斷行業的市場化變革，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權力的主導功能，推廣采購與供銷環節的陽光招投標制度，增加經濟行為的透明度。
　　跨國公司在中國商業賄賂之風的盛行，也與國內官員隊伍的腐敗緊密相關。因此，在相當程度上，為遏制跨國公司的商業行賄風，切實推動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形成對公權的有效監管與制衡，進而切除國內公職人員權力尋租的長長鏈條，是構筑抗擊跨國公司商業賄賂的“防火墻”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