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一個必須增長的世界中——人們對經濟衰退有著天然的恐懼，因為歷史上有許多先例，經濟增長的停滯可能會導致國民收入下滑、失業率上升、社會矛盾激化、地緣政治爭端等各種災難性后果。在中國這樣一個已經保持了30多年高速增長奇跡的國度里，甚至僅僅是增長速度的放緩，就引發了國內外觀察家的種種關注和擔憂。在很多人眼里，中國不僅不能不增長，而且必須是高增長。
　　談及經濟增長，很多時候人們都會把上世紀90年代日本所經歷的“失去的十年”引為前車之鑒。但是，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最近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時提出：“我們曾經認為，日本是一個警示。到頭來，日本幾乎成了一個模范。他們從未經歷我們所遭遇的那種嚴重滑坡。在我們所稱的日本‘失去的十年’的多數時間，他們成功提高了人均收入……我們的表現比他們最黑暗的時期還要糟糕。當人們問：我們會不會變成日本？我回答：我巴不得我們變成日本。”13年前，正是這位自由派經濟學家在《時代》周刊上撰文批評“日本綜合征”。顯然，他的觀點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克魯格曼的反思有點福利經濟學派的味道。在福利經濟學派看來，衡量社會發展的度量并不只有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國民幸福感的最大化才是終極目標。
　　沒有增長的“失去的十年”竟然成為“模范”，對于中國經濟增速的放緩似乎更不必過多擔憂。相對日本“失去的十年”，僅就經濟增長速度來看，中國的情況要好得多，我們不過是經濟增速放緩而已，與大多數國家相比，我們還是快馬，還不需要考慮停滯的問題。當然，在經濟增長領域，我們的確面臨很多難題，包括房地產泡沫的控制、難以延續的過于依賴投資的增長模式、中等收入陷阱、劉易斯拐點的到來等。
　　我們真正面臨的更為嚴峻的問題很多不是經濟增長所能夠解決的，有些甚至就是快速增長的副產品，如食品安全和環境污染、不合理的收入分配體系、社會價值和道德觀的底線缺失，等等。過去很多時候，是耀眼的GDP增速一俊遮百丑，掩蓋了很多潛在的問題。當前，主動控制的經濟增長減速對中國來說可能是最佳選擇。我們要做的應該是進一步推動體制和經濟結構調整，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的步伐，致力于整體提高國民福祉，提高國民幸福感。到頭來，我們可能會發現，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后果可能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嚴重。現在需要做的是，坦然面對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現實，即便伴隨一些短期的陣痛。
　　對于資本市場上的投資者來說，更要正視經濟增長放緩的現實，不能停留在對過去的幻想中。尋找能夠在轉型中逐步長大、在減速階段仍能保持相對較快增長的那一小批公司的投資機會才是正途——在整體宏觀減速背景下，這類公司會越來越稀缺。過去幾年中，我們已經看到了公司之間這種顯著的、持續的分化，有些公司在業績超預期下不斷創出歷史新高，有些公司的股價只有更低，未來這種格局可能還會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