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監(jiān)會8月10日表示，將重啟ST高陶重大資產(chǎn)重組后續(xù)審核程序。在證監(jiān)會嚴厲整肅內幕交易的背景下，違規(guī)者最終付出了代價：因內幕交易案影響，ST高陶本次資產(chǎn)重組被“押后”了整整3年。
　　筆者以為，ST高陶內幕交易案有兩大看點，一是南京市經(jīng)委原主任劉寶春成為“官員內幕交易第一人”；二是內幕交易獲利速度之快、程度之高，令投資者瞠目結舌。ST高陶發(fā)布信息后連拉十一個漲停，劉寶春夫婦非法獲利749.9萬余元，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原總會計師杜蘭庫獲利425萬元。2011年12月，南通市中級法院、無錫市中級法院先后判處劉寶春判有期徒刑5年，罰金750萬元；判處杜蘭庫犯內幕交易罪，判處其有期徒刑6年，罰金425萬元。
　　從ST高陶內幕交易案可以看出，內幕交易問題的根源之一，在于市場上各個投資者知悉信息的時間差別，也就是信息的不對稱。要想消除內幕交易，嚴格信息發(fā)布制度是從根源上入手的治理之道。只有將發(fā)行人的信息及時有效地向市場公布，使內幕信息更快地成為公眾信息，那么作為內幕交易基礎的內幕信息的消失，內幕交易也就隨之消失了。雖然我國對信息披露有明確的法律規(guī)定并對信息披露有了強制性的要求，但在實踐上，目前的信息披露仍然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尤其在嚴控內幕交易上還需要細化和嚴格化。
　　治理內幕交易要追根溯源的第二個因素，在于我們的懲罰力度不夠。南京市經(jīng)委原主任劉寶春獲刑5年，罰款750萬，看似處罰很嚴厲了，但要知道在這起內幕交易案中，劉寶春獲利是750萬，換句話說，從經(jīng)濟角度看，劉寶春其實并沒有損失什么。若在美國，凡被認定犯了內幕交易罪的，最高可判刑25年，外加上交全部不當獲利并處兩倍罰金。在我國的香港股市也是如此，內幕交易參與者不僅需要負刑事責任，而且需要擔負民事責任，當事人會因此而身敗名裂。內幕交易的最大特點就是能牟取巨額暴利，如果懲罰力度不夠，那就大大減弱了制約力，那所有相關的制度也就形同虛設了。畢竟暴利的誘惑與隔靴搔癢的處罰無法抗衡。
　　再進一步深究，內幕交易屢禁不止的根源，還在于治理內幕交易的一些法律條款存在明顯的法律障礙。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fā)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guī)定》，依據(jù)有關機關的行政處罰決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書，只要符合《民事訴訟法》第108條規(guī)定，均可對虛假陳述行為人提起民事訴訟。這一規(guī)定，現(xiàn)在看來其實是對中小投資者民事訴訟權利的限制，因為如果缺乏證監(jiān)會的行政處罰和法院的判決書，投資者是無法追究涉案人的民事責任的。這揭示的現(xiàn)實是，法院在中小投資者遭遇內幕交易等證券犯罪行為上缺乏救助精神。另一個法律漏洞，是對內幕交易罪的舉證是檢方舉證，而非控方舉證。誰都知道，內幕交易的消息是秘密的，只要當事人事先串通好絕不認賬，檢方的取證就會難如登天。美國實施控方舉證，發(fā)現(xiàn)有內幕交易嫌疑，即會被指控到法庭，被控的一方必須舉出證據(jù)證明自身的清白，這顯然要比檢方舉證更有震懾力。
　　此外，滬深市場內幕交易盛行還與股市交易文化有關。對于不少人而言，擁有內幕消息非但不以為恥，反而引以為榮，奉行“除了內幕消息，神馬都是浮云”，這種文化“土壤”滋生了一批依靠內幕消息生存的投機者，打擊內幕交易也就更加任重而道遠。與打擊內幕交易犯罪相比，消除這種文化土壤難度更大，絕非一朝一夕之功。不過，只要找到了內幕交易的根源，從源頭上實施嚴厲的治理措施并且持之以恒，終究會能產(chǎn)生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