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監(jiān)會8月10日表示,將重啟ST高陶重大資產(chǎn)重組后續(xù)審核程序。在證監(jiān)會嚴厲整肅內幕交易的背景下,違規(guī)者最終付出了代價:因內幕交易案影響,ST高陶本次資產(chǎn)重組被“押后”了整整3年。 筆者以為,ST高陶內幕交易案有兩大看點,一是南京市經(jīng)委原主任劉寶春成為“官員內幕交易第一人”;二是內幕交易獲利速度之快、程度之高,令投資者瞠目結舌。ST高陶發(fā)布信息后連拉十一個漲停,劉寶春夫婦非法獲利749.9萬余元,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原總會計師杜蘭庫獲利425萬元。2011年12月,南通市中級法院、無錫市中級法院先后判處劉寶春判有期徒刑5年,罰金750萬元;判處杜蘭庫犯內幕交易罪,判處其有期徒刑6年,罰金425萬元。 從ST高陶內幕交易案可以看出,內幕交易問題的根源之一,在于市場上各個投資者知悉信息的時間差別,也就是信息的不對稱。要想消除內幕交易,嚴格信息發(fā)布制度是從根源上入手的治理之道。只有將發(fā)行人的信息及時有效地向市場公布,使內幕信息更快地成為公眾信息,那么作為內幕交易基礎的內幕信息的消失,內幕交易也就隨之消失了。雖然我國對信息披露有明確的法律規(guī)定并對信息披露有了強制性的要求,但在實踐上,目前的信息披露仍然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尤其在嚴控內幕交易上還需要細化和嚴格化。 治理內幕交易要追根溯源的第二個因素,在于我們的懲罰力度不夠。南京市經(jīng)委原主任劉寶春獲刑5年,罰款750萬,看似處罰很嚴厲了,但要知道在這起內幕交易案中,劉寶春獲利是750萬,換句話說,從經(jīng)濟角度看,劉寶春其實并沒有損失什么。若在美國,凡被認定犯了內幕交易罪的,最高可判刑25年,外加上交全部不當獲利并處兩倍罰金。在我國的香港股市也是如此,內幕交易參與者不僅需要負刑事責任,而且需要擔負民事責任,當事人會因此而身敗名裂。內幕交易的最大特點就是能牟取巨額暴利,如果懲罰力度不夠,那就大大減弱了制約力,那所有相關的制度也就形同虛設了。畢竟暴利的誘惑與隔靴搔癢的處罰無法抗衡。 再進一步深究,內幕交易屢禁不止的根源,還在于治理內幕交易的一些法律條款存在明顯的法律障礙。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fā)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guī)定》,依據(jù)有關機關的行政處罰決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書,只要符合《民事訴訟法》第108條規(guī)定,均可對虛假陳述行為人提起民事訴訟。這一規(guī)定,現(xiàn)在看來其實是對中小投資者民事訴訟權利的限制,因為如果缺乏證監(jiān)會的行政處罰和法院的判決書,投資者是無法追究涉案人的民事責任的。這揭示的現(xiàn)實是,法院在中小投資者遭遇內幕交易等證券犯罪行為上缺乏救助精神。另一個法律漏洞,是對內幕交易罪的舉證是檢方舉證,而非控方舉證。誰都知道,內幕交易的消息是秘密的,只要當事人事先串通好絕不認賬,檢方的取證就會難如登天。美國實施控方舉證,發(fā)現(xiàn)有內幕交易嫌疑,即會被指控到法庭,被控的一方必須舉出證據(jù)證明自身的清白,這顯然要比檢方舉證更有震懾力。 此外,滬深市場內幕交易盛行還與股市交易文化有關。對于不少人而言,擁有內幕消息非但不以為恥,反而引以為榮,奉行“除了內幕消息,神馬都是浮云”,這種文化“土壤”滋生了一批依靠內幕消息生存的投機者,打擊內幕交易也就更加任重而道遠。與打擊內幕交易犯罪相比,消除這種文化土壤難度更大,絕非一朝一夕之功。不過,只要找到了內幕交易的根源,從源頭上實施嚴厲的治理措施并且持之以恒,終究會能產(chǎn)生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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