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經濟體量雖然已經較大，但是發展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從近年的制度變革來看，不僅改革的動力有所弱化，甚至連改革的共識都在不斷受到侵蝕。與此同時，全國性的技術變革卻在如火如荼地展開，各級政府都在力爭實現創新驅動，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這些技術變革運動或許能成功。但是，如果同時推動制度變革，技術變革成功的概率會不會更高？這是我們不能不面對的問題。
　　筆者認為，我們現在將“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了，如果承認發展是硬道理，那么改革就是硬任務，那也該把相關制度變革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技術變革和制度變革是推動經濟向前發展的核心動力。當代歷史經驗表明，在這個二元的世界中，大規模制度變革往往會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大規模技術變革卻發生在發達國家，這種歷史演繹在二戰結束之后的六十多年中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
　　制度變革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因為制度本身就是社會博弈的均衡，技術變革則是一個不斷向前的過程。二戰之后，大規模技術變革之所以會出現在發達國家，既是路徑依賴使然，也是發展競賽的結果。路徑依賴主要體現在經濟運行的制度基礎，它們是幾百年連續性制度變遷的產物，與市場經濟發展大體適應。因此，發達國家當前的制度變革是在相對穩定和完備的制度框架基礎之上展開的，所帶來的發展紅利雖然重要但有限，邊際發展效應要遠遠低于發展中國家。因此，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達國家并沒有進行大規模的制度變革，也并不將重點放在制度變革的紅利上，相反，他們主要尋求技術變革。如果說，工業革命時期仍然能看到制度變革和技術變革同時帶來的巨大發展紅利，那么時至信息革命的今天，技術變革給發達國家帶來的發展紅利已超過了制度變革。
　　但是，制度仍然是最為重要的。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決策者和研究者來說，現在是時候開始關注企業效益最大化，居民效用最大化，以及經濟主體對要素的自由支配權等問題了，制度的作用正是要保障這些行為能夠得以實現。一言以蔽之，對于成熟的市場經濟體來說，制度變革的邊際發展效應雖相對較小，但是制度對經濟運行的保障作用卻不可替代。對于發達國家，技術變革可以替代制度變革，但無法替代制度。
　　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則截然不同，市場經濟運行的制度基礎還不完善，制度建設這個打地基的任務非常艱巨。當前，發展中國家普遍處于改革階段，并且這個階段在內外部因素作用下顯得格外漫長。與此同時，在經濟起飛之后，全球競爭的壓力往往迫使他們過多關注外部世界的政策行為，而忽視政策背后的制度規則，制度建設在主觀上變得遲滯。
　　發展中國家大多希望模仿發達國家通過大規模的技術變革推動經濟發展，而因為難以逃脫既得利益的誘惑，對大規模的制度變革猶豫不決。客觀地說，對技術變革的關注值得提倡，但是更應該關注經濟發展的階段性任務，并且成功的技術變革必須有牢靠的制度土壤。發達國家可以用技術變革替代制度變革，但是發展中國家不可以。理想的狀態是兩手都要硬，現實中成功的模式往往是制度先行，技術跟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