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我國經濟運行延續下行態勢,并呈現出起伏較大、效益下滑、風險上升、預期不穩等特點,宏觀調控面臨極為復雜的局面。這與歐債危機反復、國際經濟動蕩密切相關,更體現了國內企業短期去庫存、去杠桿化與中長期增長階段轉換的疊加效應。
在審時度勢,適時預調、微調的政策作用下,當前經濟運行呈現初步企穩跡象,但支撐回升的力量較弱,存在反復的可能。為此,宏觀調控應堅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既要防止過度刺激,增加經濟泡沫化風險;又要防止短期大幅下滑,引發難以預料的系統性風險。
同時,注重短期與中長期政策的銜接,通過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激活和釋放增長潛力,促進增長階段的平穩轉換,增強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
當前,我國經濟呈現初步企穩跡象,短期內大幅下滑的風險明顯減少。隨著需求約束增強,產業轉型升級、兼并重組、優勝劣汰的加快,結構調整將會有所進展。
研究發現,近期經濟運行出現的一些新變化,表明我國經濟增長階段的轉換有可能已經開始。而在“十二五”后期,我國經濟增長將從高速轉入中速增長階段。在增長階段轉換期,GDP增速維持在7%-8%是比較適宜的。從全球范圍看這一速度并不低。
當前,穩增長,重點是保持經濟增速處在與增長階段轉換相適應的合理區間,避免過度刺激和過快下滑兩種傾向;防風險,重點是著力穩定市場預期;調結構,核心在于轉動力,著力推動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增強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
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新情況、新特點
今年以來,內需和外需增速均有所放慢,生產活躍度降低,產能利用率不足,經濟運行延續回落態勢,并出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新情況、新特點。
出口短期內大幅波動。
今年上半年,按月觀察,我國出口增長出現大幅波動。1月份出口負增長,2月份增速達到18.4%,4月回落至4.9%,5、6月又有所回升,這是近年來少見的現象。除了春節、勞動節、端午節等季節性因素影響外,還有以下原因。
歐洲經濟劇烈波動,國際經濟復蘇進程波折,市場預期不穩,我國出口呈現短單化傾向,一定程度上導致出口增長的起伏;光伏、化肥、新電子產品等出口受美國“雙反”、市場投放節奏等特殊因素的影響,波動幅度較大。
此外,我國經濟發展狀況成為外部世界判斷全球經濟和大宗商品價格走勢的重要依據,內需收縮、進口增幅下降也間接拉低了國際市場對我國出口產品的需求。
企業去庫存、去杠桿并存。
今年以來,生產側的工業增加值、主要工業品產量、發電量等增速的降幅,總體超過了投資、消費和出口增速的降幅。生產側與需求側的偏離,主要是企業對未來經濟增長和價格持悲觀預期,調減原材料庫存和產成品庫存,降低產能利用率。
在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下調之后,貨幣條件改善,市場利率持續走低,但信貸有效需求不足。在新增貸款中,中長期貸款占比明顯低于歷史平均水平,企業資產負債率也有所降低,表明企業投資意愿不足,去杠桿、去庫存同時并存。
產能過剩突出,經濟效益滑坡。
在傳統產業中,產能過剩已經從鋼鐵、電解鋁、水泥和汽車等行業,擴展到焦炭、電石、鐵合金、銅冶煉、紡織、化纖等行業。在新興產業中,由于不少地區采用多種刺激政策推動投資,產能快速擴張,部分新興產業,如碳纖維、風電、多晶硅、鋰電池、光伏等,先后出現產能過剩。
低水平同質化競爭和價格戰,導致企業利潤大幅下降,經營模式表現出明顯的“速度效益型”特征。1-5月份,全國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同比下降2.4%,其中,國有企業同比下降10.4%;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虧損額同比增長78.2%,虧損面同比增長23.1%。
地區經濟運行分化明顯。
1-6月份,東部、東北、中部和西部地區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分別增長9.7%、10.6%、15.1%和15.5%。東部增速最慢,對整體經濟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弱;中部增速延續下滑態勢,已落后于西部。
從近期召開的全國各省、區、市研究中心主任經濟形勢座談會反映的情況看,不同區域經濟運行狀況、發展趨勢出現明顯分化。外向型產業集中的地區,由于出口增速回落,工業生產下降幅度較大;資源型產業和重化工業占比較高的省份,經濟增速和效益均出現明顯滑坡;承接產業轉移較為集中的地區,經濟活力較強;產業轉型升級進展較快的地區,雖面臨一定困難,但仍可承受,前景較為樂觀。
房地產市場出現新變化,部分城市房價可能反彈。
從全國看,房屋新開工面積增速已連續25個月高于商品房銷售面積增速,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已連續20個月高于房地產開發企業資金來源增速,預計全國房地產市場繼續呈現回落趨勢。但近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
6月份不少城市地價、房價出現上漲。貸款利率下調,在降低購房成本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房價預期。北京等部分熱點城市隨著成交量的明顯回升,待售房面積不足的問題逐步凸顯,加之后續供應量下降,房價反彈的風險不容忽視。
就業約束有所緩解,財政金融風險約束上升。
就業和通脹是宏觀調控中兩個重要的壓力測試指標,就業狀況明顯惡化常常成為調整宏觀政策的依據。在本輪持續較長的回調過程中,就業壓力尚不突出。國家統計局調查失業率沒有惡化,實際調研中也沒有發現大量解雇職員的現象。就業對經濟增長的約束有所緩解,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變化。
但應注意就業指標是一個滯后指標,反映較為遲緩。如果短期內增長下滑過快,至少結構性就業壓力仍會出現。另一方面,房地產市場、地方政府債務、銀行資產質量、企業資金鏈等方面的風險開始顯現,經濟增速下降使得這些風險點(環節)的脆弱性增加,可能引發局部甚至系統性財政金融風險。
上述新情況、新特點,充分反映了當前我國經濟運行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從全球范圍看,歐盟作為最大的經濟體,我國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其經濟衰退和減速,導致內外經濟傳導途徑更為復雜多樣。
總體看,近來我國經濟運行呈現初步企穩跡象,短期內大幅下滑的風險明顯減少。隨著需求約束增強,產業轉型升級、兼并重組、優勝劣汰的加快,結構調整將會有所進展。
注重增長階段轉換期短期與中長期政策的銜接
經濟增長逐步從高速向中速增長階段轉換。
本輪經濟持續回調,已經超越了通常意義上的商業周期,是多重周期因素疊加和中長期增長潛力下降共同作用的結果。從短期看,我國正處于商業去庫存和經濟刺激計劃的拉動作用減弱時期,也處于國際主要經濟體大選的政治周期和國內換屆時期。從長期看,全球都處在金融危機后新技術和新產業尋求突破的時期,新的技術周期尚在孕育之中,全球經濟增長整體放緩。多重周期力量交織,使經濟運行呈現十分復雜的局面。
經濟增長既受宏觀政策和短期需求變化的影響,更取決于特定發展階段的潛在增長水平。近年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開展了關于中長期經濟增長國際經驗等課題的研究,研究發現,二戰后實現成功追趕的經濟體,如日本、韓國、德國等,都經歷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在人均GDP達11000國際元(購買力平價)時,無一例外地出現了經濟增長下臺階的情況,降幅達到30%以上。其中,日本發生在70年代初期,韓國發生在90年代中后期,德國發生在60年代中后期。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路徑,與這些成功追趕型經濟體比較接近或相似。2011年,我國在人均GDP接近9000國際元。保持目前的發展態勢,今后一、兩年,將達到11000國際元左右。此外,研究者分別對全國和不同類型地區的經濟增長以及電力、汽車、鋼鐵等重要工業品產量的峰值進行了測算。
上述研究得到的基本結論是,在“十二五”后期,我國經濟增長將從高速轉入中速增長階段,潛在增長率將下一個臺階,降幅可能達到30%左右。
近期經濟運行出現的一些新變化,表明我國經濟增長階段的轉換有很大可能性已經開始。
一是基礎設施投資的潛力和空間明顯縮小。2010年以來,基礎設施投資增長明顯回落,占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從近十年來的接近30%下降到目前的20%左右。
二是東部發達地區經濟增長明顯回落。廣東、江蘇、山東、浙江、北京、上海等省市,去年以來工業生產、投資增速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這些地區經濟總量接近全國經濟總量的一半。這些地區的人均GDP已經達到增速下降的時間窗口,增長階段率先轉換是符合邏輯的。
三是地方融資平臺、房地產市場風險明顯增加。人們對這些領域投資回報率的擔憂,實質上是對其增長潛力的擔憂。
另外,城市化尚有較大空間,但由于我國經濟規模大幅提升的基數效應,即便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左右,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也在明顯降低。
這些都可能預示著我國潛在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也預示著本輪經濟調整不同于以往的短周期調整。即便下半年出現回升,經濟增速不大可能也不宜回到原有高增軌道。在增長階段轉換期,GDP增速維持在7%-8%是比較適宜的。實際上,從全球范圍看這一速度并不低。
宏觀調控要避免兩種傾向。
日本、韓國等國家的經驗表明,經濟增長階段轉換期的到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這一時期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至為關鍵。特別要警惕并努力避免兩種傾向。
一是試圖回到以往高增長軌道的傾向。長期以來,政府、企業、市場和社會適應或習慣于高速增長的宏觀環境,短期內難以接受增速的趨勢性下降。增速一旦回落,容易出現不顧潛在增長率下降的事實,試圖通過政策刺激使經濟回到高增長軌道的傾向,結果不但不能恢復高增長,反而推高通脹和資產價格,形成泡沫經濟,引發更大的風險。
二是放任經濟自行下滑的傾向。進入增長階段轉換期后,由于原有預期被打破,新的穩定預期尚未形成,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和脆弱性明顯增加。一旦遇到大的沖擊,很可能短期內出現增長的大幅下滑或波動。對這種特點認識和重視不夠,抱著對經濟下滑不用過多擔心的態度,忽視市場主體對經濟減速需要逐步調整和適應的事實,政策應對不力,就可能由于經濟增長短期過度下滑而引發系統性風險。
經濟增長轉換期,也是市場主體逐步調整經營模式,市場、制度等風險逐步暴露和修復的過程。短期宏觀政策的重點是處理好經濟趨勢性下降中的周期波動問題,既要防止過度刺激,使經濟泡沫化;又要防止經濟短期內大幅下滑,風險和問題驟然集中爆發。從當前的情況看,重點要防止第一種傾向。由于本輪經濟回調期較長,在政策逐步放松的過程中,要防止層層加碼、過度刺激的風險。
同時,經濟運行短期大幅下滑的風險也需要高度警惕。1996年以來,經濟增速最低的四個季度分別為1998年一、二季度、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GDP平均增長6.9%,財政收入增長2.4%,稅收收入零增長,工業企業利潤負增長34%,虧損額增長82.5%。
由此可見,當經濟增速降低到7%或更低水平時,企業虧損面和虧損額將大幅度提高,財政收支壓力明顯增強,經濟穩定的基礎十行脆弱。因此,需要正確認識經濟增速與結構調整的關系,避免將速度和結構調整對立起來,忽視速度與效益、速度與風險之間的轉化關系。速度下降本身會倒逼市場主體調整結構,但當增速短期過快下滑時,經濟關系繃得很緊,風險陡增,也就失去了調結構的有利時機。特別是在速度效益型贏利模式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適當的經濟增速顯然是必要的。
還應看到,當前經濟增速趨勢下行,一定程度上也是在現有體制機制框架內,資源優化配置受到限制,增長潛力難以有效釋放的結果。因此,短期政策應與中長期政策有效銜接,著力深化體制改革,釋放新的制度紅利,激活增長潛力。
我國經濟運行的穩定性有望增加
從趨勢看,下半年,歐元區經濟處于輕度衰退狀態,美、日經濟溫和復蘇,新興經濟體下行趨勢放緩,我國出口增長將有所回升;隨著政策效應的進一步顯現,經濟運行的穩定性有望增加。
歐元區經濟輕度衰退,美、日有望溫和復蘇。
歐債危機可能反復,但短期不會引發全球性風險。歐盟內部防火墻尚未有效建立,任何負面消息都可能引發市場波動,歐債危機可能多次反復。近期,歐洲央行和救援基金采取了一系列救援行動,對穩定金融市場、舒緩債務危機將產生積極作用。
歐元解體不符合歐元區國家利益,危機會倒逼各方讓步和協作,短期不會出現全球系統性風險。同時也應看到,歐元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需要進行深層次的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建立財政聯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達成政治聯盟,其過程更為復雜持久。預計2012年歐元區經濟處于輕度衰退狀態。
美、日經濟保持溫和復蘇。6月份,美國失業率和勞動參與率均與5月份持平,就業狀況沒有惡化。6月密西根消費者信心指數為74.1,達到2008年以來的較高水平。房地產市場回升態勢基本確立,4月新開工私人住宅同比增長26.5%,成屋銷售庫存連續14個月下降,中位價同比上漲4.8%。
根據歷史經驗,美國大選年的宏觀政策反應更加及時靈敏,貨幣政策仍有刺激空間。日本災后重建效應繼續顯現,一季度GDP同比增長2.8%。5月份家庭實際支出增長達到4%,新屋開工明顯加快。雖然出口增長乏力,近期PMI指數也有所回落,但總體不改溫和增長態勢。
新興經濟體下行有望放緩。在主要新興經濟體中,一季度GDP增速印度為5.6%,巴西為0.75%,俄羅斯為4.9%,土耳其為5.2%,除俄羅斯外其他國家都明顯放緩。如果國際經濟不再惡化,大宗商品價格將逐步企穩,特別是隨著我國經濟運行狀況的改善,新興經濟體下行態勢有望放緩。但對印度的“雙赤字”、經濟降幅偏大問題及后續影響需要密切關注。
前6個月,我國進、出口分別增長9.2%和6.7%,較去年同期回落14.8和21個百分點;廣交會訂單成交金額360.3億美元,同比下降2.3%;全年出口增速降幅明顯。同時也應看到,我國對主要貿易目的地增速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其總進口增速,說明在全球需求下行背景下,我國出口相對競爭力沒有惡化。
在出口占比中,對美、日和東盟均有所上升;隨著進口價格指數回落,我國貿易條件有所改善;匯率升值預期明顯降低,也有利于穩定出口。考慮到上半年各項“穩出口”政策效應逐步顯現,以及去年8月之后基數偏低,下半年出口增長將好于上半年。預計全年出口增長可達10%左右的預期目標,進口增幅略低于出口,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由負轉正。
內需增長降中趨穩,投資仍是穩定的中堅力量。
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增長總體穩定。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政府消費總體保持較快增長。受家電、汽車及石油制品等增速下降影響,居民消費增速略有下降。但考慮價格下降和居民收入增長,以及鼓勵消費政策的實施,實際消費增速基本穩定。
內需短期內能否穩定關鍵在于投資。前6個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名義增長20.4%,較前5月上升0.2個百分點,剔除價格因素,二季度實際增長比一季度回升0.4個百分點。從構成看,制造業投資增長24.54%,略回升0.07個百分點,走勢總體平穩;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16.6%,比前5月下降1.9個百分點,依然延續下行態勢;基建投資(含電力、熱力、燃氣和水的生產)增長8.2%,較前5月上升3.6個百分點,回升比較明顯。
下半年,鑒于房地產庫存較高和開發商資金偏緊,房地產投資增長動力仍顯不足,但受目前市場銷售回升的影響,加上保障房項目一定的補充作用,全年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仍可以達到14%左右。基建投資將維持回升態勢,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房地產投資下降的影響。考慮到地區產業轉移、機器替代勞動、地方政府換屆效應等積極因素,全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有望達到18%左右。
當前經濟運行仍然面臨諸多不確定性,但積極因素正在逐漸積累。首先,工業增加值增速初步企穩,房地產銷量回升,汽車等重要工業品產量增速明顯提高。其次,根據庫存調整38-40個月的周期規律,本輪庫存調整已經接近尾聲。再次,歐債危機的處置出現積極變化,美、日經濟保持溫和復蘇,國際經濟形勢總體沒有變得更壞,大宗商品價格有望逐步趨穩。另外,我國近期降準、降息、支持民間投資等政策效應逐步顯現,對穩增長將發揮積極作用。
總體看,需求側降中趨穩,生產側傳遞出積極信號,二者之間的偏離將會縮小。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經濟形勢分析小組編制的DRC先行周期指數和同步周期指數6月份均繼續反彈,“中國經濟時鐘”也從衰退逐步走向復蘇,給出了宏觀經濟企穩回升的初步信號。
綜合判斷,隨著宏觀政策效應的進一步顯現,經濟運行將初步企穩并可能有所回升,三、四季度經濟增長有望略高于二季度,全年GDP增速可達到8%或略高一點。但必須看到,目前經濟回穩的基礎仍不牢固,如果出現意外沖擊,經濟仍有可能重現下行態勢。
“穩增長、防風險、調結構”
并舉,促進增長階段平穩轉換
當前經濟運行呈觸底企穩跡象,但國際、國內支撐回升的力量仍然脆弱。宏觀調控應堅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穩增長、防風險、調結構”并舉,切實抓好已出臺的各項政策措施的落實工作,積極謀劃、啟動中期改革,促進增長階段平穩轉換。
穩增長,重點是保持經濟增速處在與增長階段轉換相適應的合理區間,避免過度刺激和過快下滑兩種傾向;防風險,重點是著力穩定市場預期,防范化解經濟下行中顯露的各種風險,防止部分熱點城市房價明顯反彈,防止資產質量差的地方融資平臺風險進一步增加;調結構,核心在于轉動力,著力推動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積極推進改革導向的供給政策,加快基礎產業改革,破除資源優化配置障礙,激發市場主體活力,釋放我國規模依然可觀的增長潛力,促進增長階段的平穩轉換,增強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
堅持貨幣政策穩健基調,發揮積極財稅政策作用。
適度放寬貸款額度、存貸比等行政性控制措施,逐步取消貸款規模控制,積極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跟蹤外匯占款變動,適時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確保銀行流動性平穩。支持信貸合理增長,實行中性的住房信貸政策。利用人民幣貶值預期增強的時機,引導匯率雙向浮動,并保持匯率基本穩定。
切實避免因財稅收入增幅下降而引起的征收力度加大、非稅負擔加重等對企業生產經營帶來的影響。推行加速折舊,鼓勵企業技術設備升級。調整、完善“營改增”試點方案,加大減稅力度,降低生產性服務業的營業稅,切實減輕稅負。適當加大對低收入群體和困難家庭的救助力度。
維護真實住房需求,防范一線城市房價反彈。
繼續嚴格控制投機、投資等不合理買房需求,限購政策不能放松,還需要根據情況變化加以完善。在按揭貸款利率下調,對房地產調控政策出現多種誤讀時,要加強正面宣傳,穩定預期,引導剛性、改善型買房需求平穩釋放。
實行首付與利率反向調整政策,即在貸款利率下調時,適當提高首付比例,使購房人的支付能力不因利率政策的變化而變化,防止短期內支付能力變化引發需求大幅波動。著力防止北京等部分一線城市房價反彈,加大商品房建設的土地供應,增加住房供給,改善市場供求矛盾。
保持基建投資合理增長。
全面核查各級政府的在建項目,對符合經濟社會發展要求、有助于增強經濟發展后勁、經濟社會效益優良的項目,給予資金等方面的支持。在充分論證的基礎上,加大基建等重大項目儲備工作,按輕重緩急完善可行性研究,以備意外沖擊之需。鼓勵金融機構對地方融資平臺進行分類評估,對資產負債優良的平臺,給予必要的信貸支持。
加強國土資源遠景規劃工作,對新城、新區建設給予指導。科學規劃布局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加強城市排水體系、地下管廊體系、地鐵等基礎設施建設。在提高基建投資增速的同時,切實加強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管理。
加快推進石油、鐵道、電力、金融等基礎行業改革。
適當放寬石油勘探開發領域的準入限制,優先放開邊際油田和頁巖氣等非常規油氣資源的勘探開發準入。按照“縮短調價周期、加快價格調整頻率”的思路,推進成品油定價機制改革。適當放寬對進口油源的限制,加強石油煉制環節和終端批發零售環節的競爭。
進一步放寬新建鐵路的市場準入和運營管理體制改革。適時調整電價并盡快改革電價形成機制。探索建立省級電力交易平臺,打破省間壁壘。大力發展企業債券市場,穩步發展利率衍生產品,改革股票發行體制,完善場外交易市場。
積極做好歐債危機應對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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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關注歐債危機演變動向,動態評估對我國貿易、資本流動和儲備損益的直接沖擊和影響,以及通過國際金融市場和信心渠道的間接影響,并做好必要的應對預案。鼓勵企業調整出口結構,提高自身產品的品質和競爭力,拓展歐盟之外市場。
密切關注我國香港市場的異常情況,防止因資本大幅撤離造成匯率及價格的大幅波動,及可能引發的市場恐慌。利用國際市場資源類產品價格大幅下降的有利時機和外匯儲備充足的優勢,適時增加戰略儲備和商業儲備。利用危機中估值偏低和進入壁壘降低的時機,鼓勵我國企業進入歐洲市場,積極并購歐元區優質企業和資產。
支持產業升級和制造業發展。
與產業升級相結合,實施技改貼息等支持政策,鼓勵企業設備更新升級和制造業投資增長。鼓勵產業兼并重組、優勝劣汰,支持銀行發放兼并重組(過橋)貸款和企業發行重組債券。積極推動地區產業轉移,著力完善軟硬件環境,提高產業配套能力,優化產業布局。
加快落實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的“一攬子”措施,落實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政策,防范各類虛擬經濟泡沫化苗頭,引導資源要素流向制造業、實體經濟領域。積極引導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提高住房和城市建設標準,推動智慧城市、低碳城市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