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商品價格和民間利率作為敏感指標，常常用于宏觀經濟基本面的分析，同時它們作為生產要素核心組成，又直接作用并影響實體經濟的微觀運行。從這兩個指標的近期變化來看，民間利率在央行6月、7月連續兩次降息情況下不降反升，大宗商品也未因6月份固定資產投資創歷史新高獲得支撐。正如市場所擔心的，傳統刺激政策逆周期調控的邊際效用似乎正在弱化。
　　是什么原因導致這種變化？從我們調研情況來看，貨幣政策轉向，以及被認為有助于疏通國內金融市場毛細血管的溫州金融改革，并未有效縮窄官方和民間利率間的利差，中小民營企業依然感覺缺血。通俗解釋是民間和官方利率割裂——想要錢的企業，銀行不敢貸款；銀行敢放貸的企業，但對方又不缺錢。最近一個典型的案例是，杭州地區因“互保聯保”面臨資金鏈斷裂的600多家民營企業，聯名上書向浙江省政府緊急求助，間接推升周邊地區的短期利率。上海大額商業承兌匯票貼現率1個月來從4.84%反彈到5.30%。資金短缺現象還進一步向資質尚可的企業蔓延，隨著貸款主體各項財務指標下行，銀行經營行為更加謹慎。我們看到，盡管市場中長期貸款需求下降，央行又進行了非對稱降息，但銀行對企業仍具有極強議價能力，貸款利率上浮傾向明顯。
　　另外，央行降準增強了銀行的流動性，但在企業長期貸款增長乏力的情況下，銀行將大量長期資金配置于國債，壓低長期國債收益率和期限利差。另一方面，市場微觀經營主體狀況惡化，也推升信用利差自去年9月以來持續擴大，1年期BBB與AAA企業債收益率差由3.2%擴大到目前5.6%左右。目前國內債市與歐美存在相似之處，不排除流動性陷阱的可能。6月份，M2同比增長13.6%，環比出現小幅反彈，貨幣吞吐對經濟的引導作用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大宗商品價格下行壓力不減，主要源于宏觀面和自身產業面的疲弱，這類似于證券市場的“戴維斯雙殺”。特別是煤炭、鋼鐵、水泥國內定價的工業基礎商品價格下跌，是經濟減速最直接信號，2008年這類核心商品也都曾輪番下跌。但與之前情況不同的是，本輪周期鋼鐵水泥過剩更加嚴重，2011年國內鋼材產量8.8億噸，同比增長12.3%，水泥產量20.6億噸，同比增長16.1%，過去依靠房地產和固定資產投資非常規政策刺激下的行業動態平衡，現在無法繼續維持。另外，煤炭10年牛市逆轉，發電量下滑和進口煤炭沖擊程度也超出市場的預期。但農產品是另一番景象，隨著人工、土地等要素成本剛性上漲，近年來農業部門生產成本被大幅拉升，農產品價格臺階式上漲。貨幣政策的騰挪空間，也因為與人工、土地掛鉤的服務食品價格剛性而被極大制約，央行降息隨時擔心通脹反彈。
　　貨幣政策效果不佳，由政府主導的固定資產投資是穩增長見效最快的方法。6月份總額創41786億元單月歷史新高。但鑒于2009年大規模投資對產能刺激的后遺癥，我們更關心本輪投資方向是否將穩增長和調結構結合，是否著力培育長期發展的后勁。從發改委上半年放行的固定資產項目構成來看，前期主要是以調結構為目的的節能、環保、新能源等公用事業項目，以及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項目。但隨著第二季度經濟下滑壓力加大，鋼鐵、煤礦這類令人擔憂的項目也浮出水面。上半年，國內累計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15萬億元。作為對比的是，2009年國內城鎮固定資產投資19.4萬億元，其中與產能直接相關的投資占比高達57%，為滿足國內居民消費需求相關的教育、衛生、文化這類公共產品投資比重只有30%。結構失衡可見一斑。
　　事實上，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剪刀叉、貨幣政策失靈、企業負債率上升以及政府主導的大規模投資低效等現象，歸納起來就是經濟增長潛力下降。日本、韓國在工業化進程后期都曾出現過這種現象。2005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高達11.3%，CPI同比只上漲1.8%，2011年變為9.2%和5.4%，到今年上半年為7.8%和3.3%。長期增速下降是我們不得不接受的現實。此時，決策部門需要勇氣擺脫對傳統刺激政策的依賴，而著力于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發展新活力，深化經濟改革，不斷增強長期發展后勁。而市場也更期待如全面減稅、擴內需、農村土地、金融改革等穩增長和調結構兼顧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