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早已成為經濟理論界的共識，但在實踐中鮮有進展。筆者認為，中國經濟要實現“促消費、穩增長、調結構”的目標，“抑樓市”和“扶股市”必須同時并舉。就當前我國的經濟現狀而言，調控樓市是經濟健康穩定發展的要害和關鍵，只有降房價，才能興實業；只有降房價，才能扶股市；只有降房價，才能促消費。

　　股市上漲 經濟向上

　　中央政府通過對樓市的成功調控，讓房價回歸理性，可以起到“一箭數雕”的效果。一是地價和房價的回歸大幅降低了工業和服務業的生產和經營成本，即企業購買租賃廠房支出以及居民房屋租賃成本，這樣無形中提高了工商企業的盈利水平；二是房地產行業在失去暴利和回歸社會平均利潤率后，以前向往或滯留在房地產行業的各路資本會淡出房地產，流向實業和股市；三是城鎮居民從高房價的重負中解脫出來，釋放被高房價壓抑的消費力。一旦房價調整到位，作為城鎮居民最大生活支出的購房費用將急劇削減，居民的其他生活消費支出勢必大幅增加。
　　就股市投資者而言，居民所持股票價格上漲，賬面財富或實際財富增長，可支配收入增加，自然就會提高自己和家庭的生活消費支出。美國作為消費驅動型經濟的典型，居民消費主要依靠住房抵押貸款、股票質押貸款和汽車消費貸款維持。自美國次貸危機發生以來，樓市下跌30%并持續低迷，但是美國股市在金融危機之后卻強勁反彈，與2009年3月初的最低點相比，迄今三大股指上漲幅度均接近翻番。正是在股市強勁上漲的帶動下，美國經濟漸漸起色、緩慢復蘇。
　　根據中登公司數據，截至2012年4月，A股自然人持倉賬戶數約為5600萬（未包含基金投資者）。其中，流通市值在10萬元以下的賬戶占比高達85%，市值在50萬元以下的賬戶占比高達98%。低收入階層的邊際消費傾向要高于高收入階層。目前，滬深股市流通市值約18萬億元。假如A股平均每年上漲20%并連續十年牛市，股市的財富效應每年就達3.6萬億元。假定投資者每年把50%的財富增加用于生活消費，則僅股市帶來的消費支出每年就達1.8萬億元，再加上乘數效應，就會對社會生產形成巨大的牽引和拉動效應。

　　“抑樓市”思路要長短結合

　　筆者認為，抑制樓市的思路應是近期靠調控，長期靠制度。鑒于當前房價仍然在高位徘徊，可首先通過貫徹各種樓市調控措施，迫使房價回歸到公認的合理價位，之后再仿效成熟市場國家的做法，制定有效的法律法規來規制房地產行業的健康發展。
　　就短期而言，抑制樓市就是要把2010年以來中央出臺的各項樓市調控措施落到實處。其實，在樓市調控方面，政策不可謂不多，關鍵還在于執行力。中國建設銀行研究部發布的報告顯示，2001年初至2010年5月份，房地產開發商累計購置土地面積達21.62億平方米，但實際僅開發完成12.96億平方米，相當數量的土地被囤積和倒賣。所以，只要堅持調控不動搖，預計再堅持3-5年左右時間，樓市就能實現軟著陸，房價可望回歸理性。所謂“理性房價”要同時符合兩個方面的指標：一是在國際范圍內比較，主要看房價收入比是否與國際接軌和看齊；二是房地產開發企業的投資利潤率應落至全國工業企業平均利潤率水平。
　　就長期而言，為保持房地產行業健康發展，應借鑒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做法，通過制定科學的法律法規來約束房地產行業。
　　可仿照美國房地產稅收制度，針對個人家庭商品住房在保有、交易、繼承與贈與以及出租收入方面課以相應稅收，借此去除個人住房的投資功能或賺錢效應，將房地產領域的投機和投資客永久性地排除在外。比如，目前美國在房地產保有環節相關的稅種執行的是不動產稅（歸在房地產稅項下），稅基是房地產評估值的一定比例（各州規定不一，從20%-100%不等）。全美國50個州目前都在征收，只是各州和地方政府的稅率不同，大約在1%-3%之間。
　　此外，可仿照德國規定房地產開發企業的利潤水平。德國政府對樓市投機進行嚴厲約束，對地價、樓價、屋租等實行獨立評估的“指導價”制度。根據德國法律，樓價超過“指導價”20%即為“超高樓價”，即構成違法，賣方可能面臨最高5萬歐元的罰款；一旦被認定超過50%，則為觸犯《刑法》的“樓價暴利”，最高可判三年徒刑。正是由于德國政府嚴格執行了嚴厲打擊樓市投機、切實維護房價穩定的房地產法律制度，過去10年里，德國物價平均每年漲幅2%，而房價每年上漲1%，德國房價實際上在以每年1%的速度縮水。德國的人均收入是中國的10倍，而柏林的房價卻還低于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

　　股市應增強居民消費能力

　　當前，我國經濟運行環境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在歐美國家去杠桿的背景下，外需疲軟已是長期趨勢，投資注定不能長期支撐經濟持續發展。為此，應把“扶股市”提升到“穩增長、促消費”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高度來認識。
　　首先，無論何時何種情況下，股市上漲都是好事情。在衡量“經濟泡沫”時，學界習慣于將某一市場與國際市場進行比較，如果該市場的繁榮度遠超過國際平均水平，就稱其為存在“泡沫”。然而，與間接融資相比，直接融資市場不存在杠桿，即使“股市泡沫”破裂其對經濟和社會的損害也很有限，而股市上漲對于整體經濟而言卻皆大歡喜。因此，不應把大牛市視為洪水猛獸，也不能因“股市有泡沫”就出臺政策進行打壓。其實，如果一定要“泡沫論”的話，那么“股市泡沫”就是一種好泡沫，而“樓市泡沫”是一種壞泡沫。也就是說，樓市泡沫向國際看齊有害，股市泡沫與國際接軌有益。
　　其次，要全面認識和準確把握股市的“穩增長、促消費、助轉型”的經濟功能。在外需低迷的情況下，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支出都是拉動經濟增長的引擎，但是依靠居民消費支出拉動經濟更為合理，因為居民消費需求驅動的生產增長是有效的社會需求，不會形成產能過剩。誠然，股市具有幫助上市公司“借融資、興投資”的功能，同時股市作為廣大股民的財富“寄存所”，股票資產的財富效應還具有促消費的功能。在經濟下滑壓力加大、經濟轉型任務迫切的當下，股市的功能定位應以增強居民消費能力為主，兼顧上市公司的投融資功能為輔。
　　2010年A股總募資9350億元，A股上證指數下跌幅度為17%，2011年A股總募資7116億元，A股上證指數下跌幅度為21.68%。2011年A股總市值減少了9.4萬億元，是當年A股融資總額的13倍，也就是每融資1元錢，股市湮滅價值13元。上市公司過度圈錢融資，對中國股市和中國經濟整體影響而言得不償失。因此，在股市發展中，只有落實“藏富于民”的方針，中國才能真正形成消費驅動型的經濟增長模式。有鑒于此，考慮到今年股市行情仍然不穩，大盤指數持續低位徘徊，可考慮放慢企業IPO步伐。
　　再次，在股市發生危機之際，應及時出手就市。鑒于股市對于一國經濟運行和發展的重要性，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金融管理部門，在股市非常時期往往挺身而出，力挽狂瀾。比如，1987年美國股市發生過一次大崩盤，道指當天下跌508點，下跌幅度達22.6%。面對此情此景，美聯儲迅速行動，宣布降息，增加貨幣供應，提供緊急準備金給任何需要幫助的銀行，從而維護了股市信心，避免了經濟重蹈1929年的覆轍。
　　最后，放寬投資者入場限制。作為虛擬經濟體，只有源源不斷的資金流入，股市才可能蒸蒸日上。為此，應讓盡可能多的合法機構投資股市。此外，股市改革發展要服從服務于經濟發展的大局，并適時做出相應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