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廣州汽車“限購令”引起討論。2012年6月30日，廣州市出臺汽車“限購令”。最初市民們對治堵新政出臺的過程有些不安，未料到，7月12日，遠在北京的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突然發聲，認為廣州新政與國家政策有違背之嫌。汽車工業協會批評廣州市政府的理據有兩點。一是汽車限購政策會給汽車產業的生產和銷售構成傷害，許多城市有可能效仿此舉。如果是這樣，廣州新政就與中央要求促內需的精神相違背。二是國務院是不允許地方自行出臺限購令，類似的治堵新政都需要向國務院匯報并獲得認可，而廣州新政沒有向北京相關部門請示。
因此，廣州市的治堵新政就遇到了一個困境，城市交通公共政策與汽車發展的產業政策有沖突。在沖突的情況下，如何解決？筆者的觀點是，汽車工業協會的要求有違政府和企業之間的既定互動規則，也不符合公共治理的一些理念。廣州新政出臺的程序方面是有值得商榷之處，汽車工業協會卻不能以汽車產業發展為由擋地方政府正當的“治堵”公共政策。
廣州是在6月30日晚上公布中小客車總量調控交通政策。雖然有了新政，實施細則卻沒有同步發布，因此許多市民議論紛紛。之后，廣州政府也公布了“限購令”細則。有評論認為，廣州模式是北京和上海模式之外的“第三模式”。這個模式的特點就是結合了公平與效率的要求。支付能力較弱的個體可以通過搖號獲得便宜的購車機會，不過搖號有隨機性，因此市民要付出時間成本。而不愿付出時間成本、支付能力較高的個體就可以通過競拍來獲得車牌。而競拍所得的費用還是可以返還給公共交通事業，因此廣州新政將一舉多得。
除了認為可能打擊汽車產業發展之外，人們對新政還有一些憂慮。有些市民認為，正是由于政府房屋政策失當，許多在城市中心區工作的居民只能將家安在郊區。而這些民眾對購車有著剛性需求。而每月僅5000個搖號名額，可能讓這些人等待數年才能購車。此外一些市民認為每月5000個競拍名額會造成只有“有錢人”開得起車的現象，加重社會經濟不平等。
對于廣州限購新政出臺的過程，筆者也持有保留意見。廣州市現在機動車保有量已經超過240萬輛，在高峰期時平均車速差不多是每小時20公里。這樣的擁擠程度是令人難以接受，也給民眾的生活帶來困擾。在這種背景下，適當地限制私人汽車（相對于公共汽車）的發展是很有必要的。理論上說，人們在做出個體決定時，往往少顧及整體效應。也就是，人們常常會想，增加自己一輛汽車不會對總體交通造成損害，而當人們紛紛購車時，汽車的保有量就會迅速上升，而道路里程難以同步增長，城市的擁堵問題會日趨嚴重。因此，公共交通問題，政府一般是通過一些公共政策來施加干預，這在許多國家和地區早有先例。
香港一直奉行“小政府、大市場”的理念，政府只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干預市場事務。不過，香港政府很早就限制私人汽車的發展。香港政府對私人汽車征收超高的收費，牌照和登記相關費用和汽油稅等等處于很高的水平。當然這種限制私人交通、鼓勵公共交通的成效很明顯，香港每千人大約只擁有50余輛私人汽車，擁車率低于國內的一些小城市。而九成的香港市民使用公共交通系統。
盡管我們可以有各種爭論（包括為何市民購車的意愿較高），治堵是迫在眉睫。有許多市民也是贊成政府加重私人汽車的公共收費，這樣一方面可以限制私人交通；另一方面，從私人汽車使用中征收的資金可以流至公共交通事業，市民可以更加放心使用公共交通。久而久之，城市的交通就會形成良性循環。一部分重視時間成本的高收入人群出行靠私人汽車，而大部分市民出行則依賴高度發達的公共交通系統。
在大多數情況下，產業政策與城市的交通治理沒有關聯。有一種說法在我國流行很廣，就是一些城市不愿意發展公共交通系統的真正原因，就在于該城市擁有汽車產業。從長遠來看，為了扶持汽車產業、犧牲民眾的交通時間是一種“慢性自殺”行為，對經濟社會發展均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人們可能會反駁，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不是許多發達國家都推進產業政策嗎？產業政策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戰略性行為，政府通常會出臺一些稅收或者用地優惠政策來鼓勵某類產業的發展。在金融危機發生后，許多發達國家的失業率上升，過度依賴金融和房地產業的危害也凸顯出來，因此這些國家開始有意識地扶持一些產業。比如一些國家鼓勵發展環保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也有一些國家扶持新能源等產業。產業政策說起來有兩三百年的歷史，最早是發達經濟體如美國、德國等國家采用此策略推進國內制造業的發展。東亞國家和地區也曾推行類似的產業政策。在大多數情況下，政府通過銀行信貸、稅收優惠和用地政策來刺激某些產業的發展，從而推進經濟和就業雙增長。
雖然產業政策對發展經濟有益處，現實中爭議卻是層出不窮。一些研究認為，產業政策給社會帶來的負面效應要遠大于其正面效應。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所謂的產業政策往往鞏固甚至強化了既有的不合理的產業政策。而在發達國家中，產業政策的爭議是，政府官員并沒有信息優勢，因此政府出臺的產業政策往往造成新的政府干預失敗。產業政策在全球范圍內最新的爭論在于，政府應該支持勞動密集型的企業以刺激就業，還是支持高生產率企業以增強國家競爭力。
總的來說，許多國家和地區在出臺和執行產業政策時，會考慮此類政策的負面效應。產業政策也不能凌駕于公眾利益密切相關的公共政策。比如香港一直過度依賴房地產業和金融業，因此香港政府近年提出要發展六大優質產業。它們分別是教育、醫療、創新科技、檢測認證、環保和文化創意。對于這些產業的發展，政府主要用提供優惠土地來扶持它們的發展。
不過，具體執行中，宏觀的公共政策與產業政策也有沖突之處。比如香港醫療產業的發展主要指私立醫院的進一步擴張。在這其中，有兩項沖突相當突出。一是香港的公立醫療，任何香港居民均有權持身份證到公立醫院看病，價格極其低廉，但市民要付出是時間成本。香港的私立醫院則希望可以通過改變醫療保障系統，來增進私立醫院的使用率。不過，在大多數的公眾咨詢中，市民對改革可能造成醫療負擔上升非常敏感，因此增進私立醫療使用的計劃一直無法實現。二是雙非孕婦在港產子問題。此類在港出生的小孩的父母親均非香港居民。之前之所以開放此項服務，就在于給私立醫院創造一個利潤增長點。在私立醫院健康發展的同時，政府就不需過于擔心公立醫院過度膨脹的后遺癥。不過，最近雙非孕婦在港產子引起香港社會的高度關注，原因在于本地孕婦無法得到應有的床位。因此，當產業政策與公共政策相沖突時，香港的做法就是產業政策一定要讓位。香港新任特首宣布明年香港私營醫院暫停接收“雙非”孕婦。香港新特首此舉一出，雖然私立醫院協會相當不悅，市民卻拍手稱快。
回到廣州的治堵新政，盡管此政策有各種可爭議之處，汽車產業的發展卻不能優于一個地方公共交通的治理政策。利益是有各種優先順序，當利益有沖突時，公眾利益是至上的。國內的汽車產業發展還有一些未開拓或者開拓得不理想的“藍海”，汽車協會應該推動會員們努力開始新的市場（包括海外市場）。在地方政府治堵中，汽車協會如果認為政府的行為有違法之舉，可以與普通民眾一樣發出批評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