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長是發展的前提和基礎，但增長不等于發展，不能代替發展。增長主要是指國民生產總值的提高，而發展則是經濟、政治、社會、文化通過變革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共同進步的過程。所謂“增長主義”政府，就是把增長等同于發展、代替發展，把增長作為政府最重要的價值追求、職能定位和行為準則。從實踐看，只有以追求公平可持續為目標，推進政府轉型，才能防止和改變“增長主義”政府傾向，充分有效地發揮政府作用。
在我國經濟起飛階段，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把社會資源有效集中在投資建設上，在推動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種經濟增長方式以追求GDP增長速度為首要目標、以擴大投資規模為重要途徑、以土地批租和上重化工業項目為突出特點、以資源配置的行政控制和行政干預為主要手段，在帶來投資增長過快、投資-消費失衡、資源環境矛盾突出等問題的同時，也造成了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服務的缺位。
“增長主義”政府傾向有哪些主要影響？從實踐看，一是以增長代替發展。“增長主義”政府傾向造成并不斷惡化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矛盾和問題。可以說，現行經濟生活中的很多矛盾問題同“增長主義”政府傾向的形成有著直接的、重要的聯系。例如，重總量、輕結構，重審批、輕監管等。二是過度倚重行政力量。以政府代替市場，限制市場作用的發揮，使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面臨新的挑戰，甚至在某些方面面臨比較嚴重的挑戰。例如，政府對市場的行政干預范圍不是在逐步縮小，而是在某些方面有繼續擴大的趨勢。三是重短期、輕長期。更多依靠短期政策工具來刺激經濟增長，忽視中長期目標的實現。例如，“十五”規劃就提出，居民消費率要提高到50%，由于實踐中把注意力主要放在經濟增長速度上，居民消費率不僅沒有提高，反而持續下降，到2010年時僅為33.8%，降到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點。未來幾年，如果經濟轉型不到位，走向消費主導是難以實現的。這樣，我們將面對更為嚴重的系統性風險。此外，我們應當看到，當前經濟增速放緩，既有短期市場波動的影響，更有增長方式轉型的中長期因素。為此，既要出臺短期政策穩增長，更要著眼中長期目標，加快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四是重經濟增長、輕社會發展。從實踐看，“增長主義”政府傾向難以起到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社會風險的重要作用，同時還常常會人為地加大某些本不會形成的社會風險和社會矛盾。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和矛盾凸顯期，更需要防止由“增長主義”引發的社會問題和社會風險。一方面，經濟增長進程中因利益關系失衡造成的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因素有不斷增多的趨勢。這就需要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有效地協調利益關系。另一方面，“增長主義”助推“一切向錢看”，使社會道德水準下降。
如何防止和改變“增長主義”政府傾向，對于進一步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有效地發揮政府作用至關重要。一是不改變“增長主義”政府傾向，難以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難以有效理順解決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以增長替代發展，會人為壓低土地、資本、勞動等要素價格，導致資源配置和利用的低效率。這種狀況長期持續，不能不弱化市場的作用，并有可能使某些市場化改革難以推進，甚至停滯、倒退。二是不改變“增長主義”政府傾向，難以實現從“投資拉動”型增長方式向“消費主導”型增長方式的轉變。實踐證明，以GDP增長為主要追求目標，過度依賴投資難以避免，必然導致投資結構扭曲以及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我國早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就已提出擴大消費戰略，10多年來消費率不僅沒有提高，反而逐年下降。這與政府的GDP增長主義傾向、總量導向和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慣性思維直接相關。三是不改變“增長主義”政府傾向，經濟運行中的風險難以化解，使短期的“保增長”帶來中長期經濟發展過程中更多不穩定的風險因素。這就需要把穩增長的短期目標和調結構轉方式的中長期目標有機結合起來，并且要在調結構上下工夫，以調結構促進穩增長。四是不改變“增長主義”政府傾向，難以化解、減少不斷增加的社會矛盾和風險。現實情況說明，要高度警惕“增長主義”引發的社會風險，強化政府的社會管理。我國當前社會風險的主要來源之一是收入分配和各種利益關系失衡。政府社會管理面臨的緊迫任務是通過破題收入分配改革、理順利益關系。與此同時，政府需要積極發展文化軟實力，以形成社會文明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礎。
改變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發揮市場主導下政府的有效作用。一是在經濟生活領域強調在市場主導下有效地發揮政府作用，還是強調在政府主導下有限發揮市場作用。毫無疑問，在經濟生活中，應當強調在市場主導下有效發揮政府的作用。二是從“投資主導”走向“消費主導”的關鍵因素是政府轉型。拉動消費需求是轉變發展方式的重要戰略方針。目前的現實情況是，投資消費失衡的狀況并沒有實質性改變。為此，建議盡快制訂國家消費戰略規劃，并把提高消費率作為評價各級政府、尤其是中央和省級政府績效的重要約束性指標。三是要穩投資，更要通過改變“增長主義”政府傾向，優化投資結構。我國仍處于經濟上升的通道，投資的空間還很大。問題在于，如果不改變“增長主義”政府傾向，政府還是熱衷于集中力量做大事，重點放在“鐵公基”上，就會固化現有的增長方式。所以，關鍵問題在于盡快采取措施優化投資結構，特別是要將更多投資用集中在公益性項目，以解決廣大城鄉居民日益增長的公共需求，由此拉動消費需求。
改變國有資本配置格局，以公益性為重要目標推進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一是以公益性為目標推進國有資本配置的戰略性調整。這是因為：國有資本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社會資本，哪里有盈利就往哪里去；把公益性作為優化國有資本配置的戰略目標，有利于經濟結構調整，有利于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把國有資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領域，是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社會需求結構變化升級的客觀要求；把國有資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領域，就是把國有資本更多地投向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這不是削弱而是在強化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和控制力。二是要加快實現國有資本的公益性回歸：適應國家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要求，調整投資結構，使新增國有資本投資主要配置在自然壟斷領域、公共產品領域以及事關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戰略性領域；國有資本逐步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重點轉移到公共產品領域；把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集中配置在事關中長期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能源、資源和高科技等新興戰略產業，充分發揮國有資本的優勢，參與更高層次的國際競爭，以提升國家競爭力；對確有必要保留在其他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要提高收租分紅比例，爭取5年左右由目前的10～15%，提高到25%左右，并將收租分紅收益主要投入到社會公益領域，使城鄉居民直接受益。三是加快壟斷行業改革。今天，強調把國有資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領域，重要的目的是通過打破壟斷，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從而促進優勝劣汰。壟斷行業改革不破題，國有資本的配置格局是難以改變的。
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形成公平分配的利益關系。一是由“國富優先”走向“民富優先”，以“民富優先”破題收入分配改革。要把以政府主導的民生改善和制度化的“民富優先”相結合，才能夠破題收入分配改革。例如：加大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力度，明顯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加快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盡快讓農民工成為歷史；加快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切實保障和不斷改善民生。未來一、兩年，能否以民富優先破題收入分配改革，對消費主導的轉型具有牽動全局的決定性影響。二是走向消費主導的重要因素是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改革開放33年以來，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只有20%左右，這一現狀同我國發展方式轉變、走向“消費主導”的戰略是嚴重不相適應的。能不能爭取到2020年，使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從現在的20%上升到40%，對于形成我國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這就需要盡快形成中等收入群體快速發展的政策體系和制度環境：改革制約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稅制結構，對城鄉居民全面實行結構性減稅，使國民財富再分配更多地向居民傾斜；加強居民財產權利保護，尤其是保障廣大農民的土地財產權益，建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機制，使農村居民通過土地要素增值來積累財富。三是以收入和財產公開透明為重點的收入分配基礎制度建設。財產公開的基礎制度沒形成，權力尋租就會有增無減，各種名堂的灰色收入也會有增無減，部門利益、行業利益更會有增無減。公開透明也是解決“三公”經費治理困境的重要途徑，多年來之所以步履艱難，成效甚微，重要的原因在于尚未實現“三公”的陽光化。面對利益關系嚴重失衡的現狀，現在到了以更大的決心和魄力推進財產公開透明的時候了：盡快建立居民收入登記制度與完善的納稅申報制度，爭取“十二五”末期覆蓋所有的城鎮居民，2020年覆蓋所有的城鄉居民；未來2～3年全面推進官員財產公開；“十二五”全面實現財政預決算的公開透明。
建立公共服務導向的中央地方關系。一是“總量導向”的中央地方關系需要向“公共服務導向”的中央地方關系轉變。國家“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但從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來看，仍然以經濟總量為導向，以大干快上為主。中央“十二五”規劃將年均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定為7%，給經濟結構調整預留了很大的空間。但從地方政府的“十二五”規劃看，全國31個省區市GDP增長平均預期目標達到10.7%，高出全國規劃目標的50%，造成中央規劃的虛置。實現中央地方關系由以經濟總量為導向向以公共服務為導向的轉變，成為新時期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大課題。二是明確劃分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責。1994年分稅制以來，中央地方關系多年未有大的改變，中央地方經濟管理權限并未實現合理的劃分，地方政府間圍繞GDP增長的競爭愈演愈烈。由于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中央地方責任分工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各級政府間事權與財政能力均衡的保障機制并未建立起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后續改革實際上很難進一步推進下去。三是推進行政層級和行政區劃體制的改革。未來5-10年是我國城市化加快發展的重要時期，尤其是城市圈、城市群經濟將成為拉動內需的主要驅動力。從現實情況看，城市經濟發展受限于行政區分割的影響比較嚴重。按照加快城市化的要求調整行政層級，使行政區劃調整服務于城市化健康發展，為經濟增長提供內生動力。這不僅可以創造出巨大的改革紅利，還可以為我國減少行政層級尋求一條切實可行的現實路徑。
政府理念的改變十分重要。是以公共服務為中心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改變政府理念的首要問題。改革開放初期，即在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形成、企業尚未成為市場主體的背景下，政府的主要職能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并以政府為主導調動多方面的力量擴大經濟總量；在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形成以后，經濟建設的主體是企業、是社會，政府的主要職能是要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這樣，才能為企業、社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供重要保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形成、企業成為市場競爭主體的條件下，政府以公共服務為中心是保證企業、社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前提和重要條件。長期把“經濟建設為中心”絕對化、片面化，以及由此形成的與時代發展不相適應的某些政府理念已經到了必須改變的時候了，到了需要明確提出以公共服務為中心實現政府轉型的時候了。
推進結構性改革。在現實情況下，“增長主義”政府傾向是一個制度結構的產物。只有把以改變“增長主義”政府傾向為重點的行政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改革的重點和關鍵，我們才能實現財稅體制改革、干部選拔機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以及某些政治體制改革的破題。例如：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目標建立公共財政制度，強化地方政府公共服務能力；改變地方政府“增長主義”傾向，建立起鼓勵地方政府真正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有效激勵約束機制。
改變政府自身利益傾向。與“增長主義”政府傾向直接聯系的難以改變的問題就是部門利益、行業利益、地方利益，也就是政府自身利益。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具有普遍性，而且呈現不斷強化的趨勢。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如果不解決“增長主義”政府的傾向，要使各級政府堅守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定位，使其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和諧社會建設中有效發揮作用，是十分困難的。
當前，解決政府自身利益問題、強化政府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基本定位，有三件事需要做：一是增強政府的公開性。強調建設“陽光政府”，說到底就是要加大政府的公開性。很多問題、尤其是一些腐敗問題，在公開中就能找到解決的有效途徑。二是加強社會監督。在現行體制下，以權力監督權力的作用是有限的。把以權力制約權力和社會監督制約權力相結合，這樣才能探索出一條有效的公共治理的新路子。三是在政府自身利益形成的背景下，改革的統一部署和協調十分重要。建立高層次的改革協調機構，能有效地協調部門利益、地區利益、行業利益。這對推進改革也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