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最終是為了消費。消費不會單獨產生，更不會單獨持續存在，消費更多從生產中來。在經濟增長與發展中，生產是最為根本的。“供給自動產生需求”的薩伊定律，意味著供給管理永遠更為重要。這也是亞當·斯密經濟思想的核心。盡管受到后來過于強調需求的凱恩斯經濟學的強烈沖擊，但薩伊的正確性更為歷史所證實。
  　在總結日本能成為富裕的發達國家的原因時，《何謂日本》的作者堺屋太一，把 “生產者的天堂，消費者的地獄”列為第一個因素 。盡管這不免有些夸張，但正是“日本制造”，將這個島國送上了全球核心階層。
  　上世紀90年代和新世紀第一個十年，消費占到GDP70%的美國，可謂由消費需求引導的經濟體，是名副其實的“消費者的天堂”。只是美國人似乎已忘記，在十九世紀末，正是憑借“生產者的天堂”，讓他們的國家登上了全球頭號強國的寶座。
  　而今，退出了“生產者的天堂”的美國生產者，紛紛將生產線移向海外，在全球配置供應鏈，這在促成了新一輪全球化浪潮的同時，也使美國逐步“去工業化”，尤其制造業空心化。當一輪房地產和金融“超級泡沫”在2007年下半年開始破裂時，美國朝野終于被“百年一遇”的破裂聲震醒：過于依賴消費是不可持續的。當消費者趕走生產者獨自占據天堂時，就離真正的“地獄”不遠了。
　　毫無疑問，奧巴馬政府認識到了，只有強大的生產才能產生可持續的消費，因而制定了美國再工業化的政策。但奧巴馬力促制造業回歸的雄心，卻被現實政治的無奈所銷蝕。政治和社會力量，逼迫奧巴馬政府不僅延續了小布什政府刺激消費需求的政策，還加大了力度。四年過去了，美國仍在危機的泥潭中掙扎，也就毫不足怪了。
　　一旦成為消費型經濟體，若想再扭轉過來，可不是一般的難。問題在于消費型經濟體比較脆弱，難以長久持續。這是全球主要經濟體漫長的演變史給出的結論。這也驗證了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是權宜之計。
  以此視角觀察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增長實踐，同樣可以看到堺屋太一那句話的長長影子。如果不是廣泛的工業化，特別是制造業的快速推進，過往那樣的持續的經濟高增長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說在此期間中國成了“生產者的天堂”，似乎并不為過。當然，中國消費者處境也的確很尷尬。物價特別是住房價格居高不下，假冒偽劣泛濫，食品安全隱患重重，社會保障缺失等等，都足以證明。因此，各界所強烈呼吁以“促進消費需求”為主導的經濟結構調整或轉型，已成中國政府的政策重點。這種調整涉及很多方面，尤其是公有和私有的所有制格局，以及分配機制，都有亟待改革之處。但這并不表明中國應成為消費主導型的經濟體。生產，亦即供給管理，永遠是第一位的，是公共政策的首要關注點。更何況，中國還遠未達到上世紀末期日本那種“相當富裕”的程度。
　　中國沒有任何理由不繼續營造和保持“生產者的天堂”氛圍。繼續推進工業化，不斷提升制造業質量，仍是我們面對的非常艱巨的任務。這決定了儲蓄和投資的至關重要性。這并沒有否定同時促進消費需求的必要性。工業化深化的本身，不僅會提升消費需求，還會促動生產性和非生產性服務業，進一步促進消費需求。
　　說到服務業，確實更能擴大就業和提高消費需求。但服務業的真正發展，卻依賴于工業化的廣泛深入推進。且不說，作為服務業根本的生產性服務業，直接取決于生產性部門的擴展及其需要，就是一般生活服務業，也是建立在生產及其衍生的貿易基礎上的。
　　這幾年，在中國沿海地區，由三四線城市政府主導，成片開發了龐大的房地產群。如果去這些人造城鎮看看，即便在海濱最宜人的夏季，這些成片樓群也杳無人氣。為什么？就因為這些地方并沒有什么工業產業。而沒有足夠的產業承接，是不可能形成可持續發展的城鎮的。沒有可供大量工作的機會，就不會有足夠的人口聚集，又怎么談得上生活服務業的繁榮？光靠打造旅游業，是不可能使一個地區大規模城市化的。
　　的確，人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人們工作是為了生活不假，但絕大部分人首先得是生產者，才有支撐其消費的收入來源。所以，環視全球，人們的主要消費地區，或者主要的龐大生活聚集區，還是那些生產者和工作聚集的地區。在旅游觀光地區打造生活區，至今鮮有成功先例。
　　論及“后工業化”時代，學者們至今仍各執一詞，甚至“后工業化”概念本身就內涵多義。而對于人的生產性，是人類文明最主要標志，工業化則是這一標志迄今的最高顯示這一點，卻已無爭議。生產支撐了消費，過于強調消費是對生產的削弱。離開了生產，人的消費主體地位也就喪失了。泡沫可以支持短暫的消費，最終卻會損毀消費能力。
　　厘清這些歷史事實和邏輯，筆者以為，對于正確認識中國當前和今后的投資與消費、工業與服務業、供給與需求的關系，以及實施有效的結構優化政策，是很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