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最終是為了消費。消費不會單獨產生,更不會單獨持續存在,消費更多從生產中來。在經濟增長與發展中,生產是最為根本的。“供給自動產生需求”的薩伊定律,意味著供給管理永遠更為重要。這也是亞當·斯密經濟思想的核心。盡管受到后來過于強調需求的凱恩斯經濟學的強烈沖擊,但薩伊的正確性更為歷史所證實。
在總結日本能成為富裕的發達國家的原因時,《何謂日本》的作者堺屋太一,把 “生產者的天堂,消費者的地獄”列為第一個因素
。盡管這不免有些夸張,但正是“日本制造”,將這個島國送上了全球核心階層。
上世紀90年代和新世紀第一個十年,消費占到GDP70%的美國,可謂由消費需求引導的經濟體,是名副其實的“消費者的天堂”。只是美國人似乎已忘記,在十九世紀末,正是憑借“生產者的天堂”,讓他們的國家登上了全球頭號強國的寶座。
而今,退出了“生產者的天堂”的美國生產者,紛紛將生產線移向海外,在全球配置供應鏈,這在促成了新一輪全球化浪潮的同時,也使美國逐步“去工業化”,尤其制造業空心化。當一輪房地產和金融“超級泡沫”在2007年下半年開始破裂時,美國朝野終于被“百年一遇”的破裂聲震醒:過于依賴消費是不可持續的。當消費者趕走生產者獨自占據天堂時,就離真正的“地獄”不遠了。
毫無疑問,奧巴馬政府認識到了,只有強大的生產才能產生可持續的消費,因而制定了美國再工業化的政策。但奧巴馬力促制造業回歸的雄心,卻被現實政治的無奈所銷蝕。政治和社會力量,逼迫奧巴馬政府不僅延續了小布什政府刺激消費需求的政策,還加大了力度。四年過去了,美國仍在危機的泥潭中掙扎,也就毫不足怪了。
一旦成為消費型經濟體,若想再扭轉過來,可不是一般的難。問題在于消費型經濟體比較脆弱,難以長久持續。這是全球主要經濟體漫長的演變史給出的結論。這也驗證了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是權宜之計。
以此視角觀察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增長實踐,同樣可以看到堺屋太一那句話的長長影子。如果不是廣泛的工業化,特別是制造業的快速推進,過往那樣的持續的經濟高增長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說在此期間中國成了“生產者的天堂”,似乎并不為過。當然,中國消費者處境也的確很尷尬。物價特別是住房價格居高不下,假冒偽劣泛濫,食品安全隱患重重,社會保障缺失等等,都足以證明。因此,各界所強烈呼吁以“促進消費需求”為主導的經濟結構調整或轉型,已成中國政府的政策重點。這種調整涉及很多方面,尤其是公有和私有的所有制格局,以及分配機制,都有亟待改革之處。但這并不表明中國應成為消費主導型的經濟體。生產,亦即供給管理,永遠是第一位的,是公共政策的首要關注點。更何況,中國還遠未達到上世紀末期日本那種“相當富裕”的程度。
中國沒有任何理由不繼續營造和保持“生產者的天堂”氛圍。繼續推進工業化,不斷提升制造業質量,仍是我們面對的非常艱巨的任務。這決定了儲蓄和投資的至關重要性。這并沒有否定同時促進消費需求的必要性。工業化深化的本身,不僅會提升消費需求,還會促動生產性和非生產性服務業,進一步促進消費需求。
說到服務業,確實更能擴大就業和提高消費需求。但服務業的真正發展,卻依賴于工業化的廣泛深入推進。且不說,作為服務業根本的生產性服務業,直接取決于生產性部門的擴展及其需要,就是一般生活服務業,也是建立在生產及其衍生的貿易基礎上的。
這幾年,在中國沿海地區,由三四線城市政府主導,成片開發了龐大的房地產群。如果去這些人造城鎮看看,即便在海濱最宜人的夏季,這些成片樓群也杳無人氣。為什么?就因為這些地方并沒有什么工業產業。而沒有足夠的產業承接,是不可能形成可持續發展的城鎮的。沒有可供大量工作的機會,就不會有足夠的人口聚集,又怎么談得上生活服務業的繁榮?光靠打造旅游業,是不可能使一個地區大規模城市化的。
的確,人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人們工作是為了生活不假,但絕大部分人首先得是生產者,才有支撐其消費的收入來源。所以,環視全球,人們的主要消費地區,或者主要的龐大生活聚集區,還是那些生產者和工作聚集的地區。在旅游觀光地區打造生活區,至今鮮有成功先例。
論及“后工業化”時代,學者們至今仍各執一詞,甚至“后工業化”概念本身就內涵多義。而對于人的生產性,是人類文明最主要標志,工業化則是這一標志迄今的最高顯示這一點,卻已無爭議。生產支撐了消費,過于強調消費是對生產的削弱。離開了生產,人的消費主體地位也就喪失了。泡沫可以支持短暫的消費,最終卻會損毀消費能力。
厘清這些歷史事實和邏輯,筆者以為,對于正確認識中國當前和今后的投資與消費、工業與服務業、供給與需求的關系,以及實施有效的結構優化政策,是很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