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爾協議是針對國際活躍銀行所提出的，雖然其在近期的實施中范圍逐漸擴大，但是其政策制定的出發點還是圍繞著國際活躍銀行展開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就為發展中國家的全面實施帶來了不適應性。另一方面，巴塞爾II和巴塞爾III都是針對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展開的，其關注的主要對象也是歐美金融體系在危機中暴露出的不足和缺陷。因此，將巴塞爾III的監管標準照搬到發展中國家顯然是一種“西方生病，東方吃藥”的做法，并不利于發展中國家金融體系的繁榮健康發展。
在發展中國家過早加強衍生品場外交易市場的監管可能會阻礙經濟金融的繁榮。金融衍生產品交易，特別是場外金融衍生產品交易，在危機中顯現了較高的風險隱患。巴塞爾委員會要求對金融衍生產品的場外交易市場實施更為嚴厲的監管措施，然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衍生品市場還處于剛剛起步階段，對于剛剛萌芽的市場實施過于嚴苛的監管可能反倒會阻礙衍生產品的發展，從而不利于衍生產品在金融市場中發揮其應有的潤滑劑和資產定價等作用。對于金融體系較為完善、金融衍生品市場相對成熟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加強金融衍生產品場外交易市場的監管措施具有一定的意義；但對于一些尚未開展金融衍生產品場外交易的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來說，過早地對其進行監管反而不利于本國金融體系的完善。即使是對于那些衍生品場外交易市場已經成型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對于衍生產品的監管也應該視其發展狀況和程度而定，當其沒有發展成為系統重要性金融工具時，對其如何采取監管也需要不同視角的考量。
判斷經濟周期的前瞻性指標可能缺乏國際一致性。在巴塞爾III逆周期資本監管指標的選擇中，目前巴塞爾委員會建議使用信貸／GDP這個指標對于當前的經濟周期進行前瞻性的判斷，然而該指標對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并不適用。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增長速度相對較快，經濟增長的波動性也較大，且在經濟運行中常運用計劃性等強制性手段進行信貸調控，因此簡單運用信貸／GDP這一指標很難準確衡量發展中國家在當前經濟發展速度和波動條件下的信貸深度。因此，發展中國家在實施巴塞爾III逆周期相關要求時，可能更多選擇違約概率等其他表征經濟金融周期的指標以完善逆周期資本監管框架。
流動性覆蓋率（LCR，優質流動性資產儲備／未來30日的資金凈流出量，不低于100％）和凈穩定資金比率（NSFR，可用穩定資金／業務所需的穩定資金，不低于100％）是巴塞爾III新提出的兩大流動性監管指標。針對危機前流動性風險監管的缺失，這兩大指標對商業銀行的流動性管理提出了新的約束。然而其中某些細節定義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并不適合，從而導致發展中國家對LCR和NSFR相關監管體系的構建并不十分熱衷。
一方面，優質流動性資產的缺失可能在客觀上導致發展中國家銀行的流動性無法滿足監管要求。巴塞爾III中對優質流動性資產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描述，一般來說，政府債券是最好的優質流動性資產。但是某些發展中國家的國債發行量較低，為滿足新標準的要求，商業銀行可能不得不大幅持有本身就較為稀缺的國債。而企業債券只有達到AA－的評級才能被稱為優質流動性資產，對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國家的主權評級就不高，具備AA－評級等級的企業債券也十分稀缺。這樣，由于金融市場中的優質流動性資產的流通量非常稀少，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很難實現巴塞爾III中關于流動性監管指標的最低要求。為此，不少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大量引入發達國家發行的政府債券，然而這將導致較為顯著的匯率風險。最終使得流動性監管變得形式化和機械化，而并沒有真正起到監管的目的。
另一方面，巴塞爾III對金融資產流動性，特別是優質流動性資產和穩定資金的劃分并不適用于發展中國家。例如，在沙特阿拉伯、南非等國家，國有機構股票、大額資金等都被視為其穩定性最高且質量最好的資金來源，但是這些金融資產在巴塞爾III中卻并不被視為優質、高穩定的流動性資產。同時為滿足LCR和NSFR最低要求，商業銀行不得不進行更多的短期小額貸款、放棄長期大額貸款，從而可能對實體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形成較為顯著的挑戰，造成資金的結構性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