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全球經濟面臨的最主要問題，是如何解決短期保增長和長期調結構的矛盾。由于全球的根本問題是有效需求不足與生產過剩之間的矛盾，因此，如果各央行一味放水，很可能造成全球范圍內的產能過剩危機，并間接推升企業債務水平，而那將是更大的調整。
全球進入“二次寬松”時代
7月5日，可以被稱為“全球央行聯合寬松日”：無論是中國現在的不對稱降息，還是英國央行的寬松的額度增加，再包括歐洲央行甚至把存款利率降至零，實際上都表明了全球的央行在聯手在為市場減壓，也在聯手注入流動性為實體經濟提供寬松的貨幣環境。
從時間點上看起來，各大央行的確很默契，這也表明了各大央行在立場上已經獲得了一致的認識，全球進入“二次寬松”時代。從數據來看，去年以來尤其是去年11月份以來，全球的16大央行已經采取了寬松的政策，其中有7個發達經濟體采取了再度寬松的政策。而新興經濟體也有9個經濟體采取了降低利率等寬松政策。就全球整體貨幣環境和各國央行政策立場上看，已經進入了全球央行聯手保增長的政策軌道。
不過，對于實體經濟而言，短期的刺激并不能解決長期的結構性矛盾，世界經濟復蘇面臨的根本問題是全球供需失衡的深層次矛盾還未有效解決，全球經濟的潛在總產出和潛在總需求構成長期負面影響，需求不足與生產過剩雙重矛盾將常態化。
進入二季度以來，全球制造業集體遇冷。歐元區Markit6月綜合采購經理人指數(PMI)終值為46.4，盡管比5月有小幅反彈，但該指數在過去10個月中有9個月都低于榮枯分界線50之下。美國制造業表現也不佳，6月Markit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甚至出現萎縮，并創3個月最低水平。而中國6月匯豐制造業PMI指數連續8個月下滑。這都是全球主要央行采取寬松政策的主要原因。
需求不足與生產過剩矛盾凸顯
全球制造業為何集體出現下滑呢？這當然有周期性因素，但更主要的是結構性因素。
首先是庫存周期使然。目前，歐美仍處債務危機泥潭中，由于后期需求不容樂觀。因此，大部分企業對原料采購持謹慎態度，導致最終需求低迷，企業進一步補庫存動力嚴重不足。
其次，離資本投資周期真正啟動還較遠。資本投資周期是由利潤驅動導致投資擴張所帶來的經濟周期，這是一種平均持續時間在10年左右的經濟周期。美國自2002年四季度開始的最近一輪周期，距走完朱格拉周期至少要到明年底。投資周期的一個顯著的觀察指標是設備投資，在2008年和2009年，國內投資的萎縮都嚴重地影響了美國的經濟增長，按照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測算，2008年和2009年，國內投資對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的貢獻分別是負的1.53個百分點和負的3.24個百分點。美國的情況具有很強的代表性，由于短期內缺乏新興技術和產業變革來提振資本回報率，進入新的固定資產投資周期還為時尚早，這也就能夠解釋一些企業現金充足，卻不愿意加大長期投資的真正原因。
更深層次的矛盾是全球供需失衡的矛盾還未有效解決。全球經濟的潛在總產出和潛在需求構成長期負面影響。去杠桿化是每一輪危機后的必由之路。次貸危機引起了居民部門的去杠桿化，歐債危機引起的是政府部門的去杠桿。去杠桿化正在改變全球的需求結構。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疲弱的消費需求嚴重制約了發達國家的復蘇進度，其家庭資產負債表遭受嚴重損害，居民消費總需求急速下跌，家庭資產的去杠桿化嚴重影響了這些國家既往的負債型消費模式。
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留下的需求缺口很難補上，美日歐現階段陷入了規模約為1萬億美元的總需求不足狀態。盡管全球寄希望于亞洲新興市場能夠接過發達國家需求的“接力棒”，讓中國內需正在成為全球經濟復蘇的主要需求動力，但中國消費的增加還不足以彌補美國消費的萎縮。中國家庭消費僅占GDP的35%。美國個人消費總額約10萬億美元，差不多是中國消費總額1.6萬億美元的6-7倍。相比之下，日本和德國家庭消費增加有一定余地，然而迄今為止，這些國家從衰退中復蘇的動力并非來自國內需求的擴張，而是像危機前一樣，依靠出口驅動型增長，因此，對全球而言尚有很大的需求缺口。長期看，如果各國政府繼續靠壓低利率來刺激投資，那么世界經濟將不得不面對需求不足與生產過剩之間的矛盾，全球政策過度刺激的后遺癥必將十分巨大。
中國產能過剩問題尤為突出
對于中國而言，產能過剩問題更是尤為突出。早在金融危機前，我國就處于產能過剩狀態，2006年國務院將10個行業列為產能過剩行業，而到2009年產能過剩行業幾乎翻了一番，達到了19個。目前，我國制造業平均有近28%的產能閑置，35.5%的制造業企業產能利用率在75%或以下。降低貸款利率將進一步刺激投資規模的擴大，形成新的產能過剩，使政策“微調”、“預調”變成了“超調”。
事實上，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不是增長問題，而是對既有模式的嚴重依賴和路徑鎖定。在穩定經濟增長的同時，中國必須加快“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深化改革”等深層次的調整，只有把政策立足于長遠，我們才可能減緩政策后遺癥對未來帶來的長期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