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近日發布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2）》，再度明確重申加速推進利率市場化。完善資源配置的市場機制，進一步深化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形成機制等重點領域改革，被貨幣當局明確為2012年需要做好的工作。6月7日，央行在調整存貸款基準利率的同時，擴大了貸款浮動范圍，首次上調存款浮動區間，銀行間存款競爭開始顯性化，標志著向利率市場化推進邁出重要一步。上周四更開啟不對稱降息。而在推進利率市場化大潮下，各商業銀行紛紛上浮存款利率，五大行一致上浮至1.08倍。中小商業銀行存款利率再次領跑市場。不過，在銀行收入格局的制約下，在債券市場尚有待完善，而公開市場操作成貨幣投放主渠道的情況下，筆者認為，我國利率市場化全面鋪開的條件仍不具備，現在稱利率市場化改革加速言之過早。
　　2010年和2011年中國銀行業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分別為17.5%和19.3%。利差收入仍是中國銀行業收入的最大來源。利率非市場化造成的高利差格局，造就了銀行經營的高收益局面，也帶來銀行規模擴張的動力。利率管制形成的穩定利差，促成了銀行經營行為中 “擴大規模——資本不足——再融資”，這是融資和擴張循環怪圈的宏觀環境根源。只要利差不變，銀行擴張規模的沖動就不會消退。改善收入結構提高中間業務等非息差收入，就很難落實到位。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尤其2003年至2007年間，受益于穩定的利差，伴隨中國經濟總量快速擴張而來銀行資產膨脹，銀行利潤快速增長。進入新世紀的第二個10年，當中國經濟增速不可避免放緩后，市場對銀行收益增速下降立馬表現出了明顯的擔憂，資本市場上銀行估值因此持續低迷；即使銀行估值已相對處于歷史底部，但當6月初利率調整時開創了存款上浮先例后，銀行股的價格再次下行。
　　金融是經濟的核心，銀行在我國金融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是我國非金融企業投融資活動的主體。銀行穩則金融安，金融安則經濟定。所以，利差變動對銀行經營造成的沖擊，是利率市場化改革首先要考慮的因素。利率市場化我們倡導了至少20年，早在2000年，我國就放開了外匯存貸款的利率，當前雖然銀行資本實力和經營能力有了相當程度的提高，但經濟周期低迷帶來的資產不良率上升沖擊影響到底有多大，仍有待檢驗。在銀行抗擊經濟沖擊的風險能力還很模糊時，利率市場化不太可能貿然推進。
　　在利率市場化下，債券市場通過形成利率曲線，向全社會釋放了各種有關利率的信息，比如期限結構、風險溢價等，各種經濟行為主體借此可以做出自身的相應調整行為。債券市場對利率信息的公開作用是其他金融市場不可替代，因而也成了利率市場化的基礎。所以，利率市場化通常需要高度發達的債券市場作為載體。而我國債券市場還不夠發達，債券融資在社會融資中的比重過低；規模過小、市場容量有限，交易便利性不足在我國的社會融資結構中，2011年是10年來債券融資比重最大的年份，也僅達到了10.6%，銀行融資渠道（新增人民幣貸款和新增銀行承兌匯票）占比仍然高達66.3%。雖然我國債市總量和股市相當，但可流通規模有限，僅有略超過一半的債券可交易，可交易債券規模僅是股票流通市值的60%左右，不及股票總市值的一半。在債券交易市場上，債市不僅可流通規模大大低于股票市場，分布結構也基本集中在國債上，企業債券的交易規模僅為國債交易規模的5%。
　　還有，當前我國貨幣投放的主渠道是外匯占款。這是由強制結匯制、債券市場不發達造成的公開市場規模過小，世界經濟分工格局造成的順差積累和人民幣升值預期等原因造成。這種獨特的貨幣投放形式，造成了我國貨幣政策中存款準備金率調整的常態化。由于不像歐美國家那樣以公開市場操作為貨幣主投放渠道，我國貨幣當局難以以完全市場化的方式調控利率。
　　在貨幣一級市場（歐洲）、聯邦基金市場（美國）上，歐美的央行與商業銀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再貸款等行為，不僅調控貨幣最上層體系的數量，而且還按政策意圖調控利率。各國貨幣當局會按自身條件和習慣選擇貨幣數量或利率，作為央行的直接調控目標。貨幣一級市場（聯邦基金市場）上的利率會影響商業銀行的行為，進而影響銀行間市場和各層次貨幣市場利率，最后傳遞到整個金融領域和經濟體系。
　　但在我國現行的貨幣投放體系下，央行通過調整存準率的“沖銷”行為，調整著貨幣投放的節奏，但對利率調整則無從談起，還只能通過直接規定存貸款利率的方式調控利率。由于我國央行無法在貨幣一級市場上調控利率，也就無法引導最終經濟行為在主體間市場形成的利率。在經濟低迷時期，“信貸分配”現象強化是普遍現象，貨幣當局想降低全社會資金成本，僅通過貨幣數量調整是很難的。而要真正推進利率市場化，就必須改變以外匯占款為主的貨幣投放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