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國家長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階段而難以進入高收入社會階段的發展現象，主要是工業化沒能順利完成，經濟社會體制機制與經濟發展方式沒能隨著中等收入階段的到來實現根本性的調整和轉變。由于受科技投入和創新能力不足、人口紅利減弱、資源環境承載壓力加大和世界經濟復蘇乏力等因素的影響，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臨諸多挑戰。當前我國應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通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促進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協調發展，以便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做好準備。其中，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我國2010年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4270美元，已邁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長期以來，我國在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面臨科技投入和創新能力不足、資源環境承載壓力較大等問題，已嚴重威脅到我國的可持續發展。
我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諸多挑戰
1．科技創新投入和能力不足
收入分配更多地向政府傾斜，加之企業稅負較重，嚴重阻礙了企業的研發和創新能力，對產業結構調整形成制約。“十一五”規劃提出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要從1.3%增加到2%，提高0.7個百分點，實際提高了0.45個百分點，為1.75%，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尚不理想。2011年，全年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8610億元，比上年增長21.9%，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83%，仍未提高到占GDP2%的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科技投入不足，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競爭力較弱，美國再研發領域的投入占GDP比例2.7%，日本和韓國的投入比例更是高達GDP的3.3%和3.4%。
2011年，我國國內發明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占全部專利申請和授權總量的比重僅為24.7%、11.0%；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有研究與試驗發展活動的企業比重僅為8.5%，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內部支出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僅為0.69%。科技創新能力弱制約了我國產業競爭力的提高。我國規模以上高技術產業總產值占制造業的比重僅為10%左右，部分重要產業領域的關鍵技術和產品還依賴進口。在出口技術和產品中，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的比重不足10%。
根據國際經合組織數據，每1000名雇員中科研人員的比例，中國大幅落后，為1.5人，而日本每千名雇員中科研人員的比例為10.4人，美國為9.5人，俄羅斯是6.4人，土耳其為2.7人，在芬蘭，這一數據更是高達16.6人。科技創新能力不足，使我國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經濟科技競爭中處于不利位置。
2．人口紅利效應減弱，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
我國正在經歷著勞動力從供給充裕到出現短缺的轉變，正在經歷劉易斯拐點。針對近年來居民收入偏低、消費率持續下降和投資率走高的結構性失衡現狀，為了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收入分配改革的“兩個同步”。2011年，全國分別有24個省市自治區不同程度地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和出臺了相應的工資增幅指導意見，最低工資平均增速約為22%，27個省市自治區發布了2011年工資指導線，增速均在14%以上。
自2004年開始，首先在珠三角地區出現“民工荒”現象，以后幾年“民工荒”現象愈演愈烈，到2010年，不僅是東部地區，甚至中西部地區也開始出現招工難現象。據國家統計局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1年外出農民工月均收入達到2049元，比2010年增加359元，增幅達21.2%。
近幾年來，我國的用工荒頻繁出現，導致相關的制造業成本明顯上升，有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已處于劉易斯拐點邊緣。由于生育持續保持較低水平和老齡化速度加快，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自2002年以來首次出現下降，2011年為74.4%，比上年下降0.10個百分點。盡管未來幾年會有小幅波動，但對勞動力供給問題需要給予更多關注。
3．資源環境對經濟社會發展形成制約
資源環境承載壓力加大，以大量消耗資源、高排放、高污染為特征的傳統發展方式越來越難以持續。過去30多年，我國經濟的持續較快增長與資源和要素大規模高強度投入是分不開的。201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59266億美元，占全球
9.4%，而消耗的鋼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
近年來，我國對能源的需求和進口依存度越來越大。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產國和第二大能源消費國，2011年全年能源生產總量為31.8億噸標準煤，比上年增長7.0%，能源消費總量34.8億噸標準煤，比上年增長7.0%，煤炭消費量增長9.7%，原油消費量增長2.7%，天然氣消費量增長12.0%，電力消費量增長11.7%，能源缺口為3億噸標準煤。2011年我國進口原油2.54億噸，比上年增長45.3%，石油對外依存度達到56.5%。
近年我國油荒、電荒、氣荒等現象頻繁發生，資源承載能力減弱。2011年全國萬元國內生產總值(GDP)能耗下降2.01%，降幅比前一年收窄2個百分點，低于全年3.5%的調控目標1.49個百分點，“十二五”乃至后期，資源環境約束將不斷加大。
4．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加大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外部風險
歐美債務危機的不斷深化與世界經濟復蘇之路崎嶇顛簸，加大了新興經濟體和我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外部風險。歐洲目前正在走向衰退，市場擔心正在發酵的歐債危機將通過沖擊金融市場和貿易等途徑危世界經濟復蘇。根據歐盟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12年一季度，歐元區GDP同比下降0.1%，環比與去年四季度持平。歐元區高負債國第一季度經濟普遍下滑。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GDP環比分別下降0.3%、0.8%和0.1%。數據顯示，西班牙、荷蘭、葡萄牙、希臘、意大利等都已連續兩個季度出現GDP環比下滑，表明這些國家已陷入技術性經濟衰退。美國一季度GDP按年率計算增長1.9%，低于市場預期，日本一季度GDP環比增長1.0%，基本符合市場預期。
歐美經濟全面恢復需要很長的時間，貿易保護主義將成為更多國家的選擇，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高度依賴的外需將呈現長期萎縮的趨勢。2012年1-5月，我國進出口總值15108.9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7.7%，增速回落19.8個百分點。其中出口7744.04億美元，增長8.7%；進口7364.86億美元，增長6.7%。
在對主要貿易伙伴的出口中，我國對歐盟出口乏力，1-5月對歐盟出口總額為1331.05億美元，下滑0.8%，比去年同期回落19個百分點；對美國和日本出口增速明顯放緩，1-5月對美國和日本分別出口1344.7億美元和614.4億美元，分別增長14.4%和9.8%，比去年同期分別回落4.3和14.8個百分點。隨著后期各國經濟增速的放緩，貿易保護措施將不斷增加，將成為我國保持經濟持續增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挑戰。
5．政府職能尚未實現根本性轉變
傳統計劃體制下所形成的是全能政府，目前尚未實現根本性的轉變。與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相比，政府對經濟的調節越位、市場監管缺位和公共服務不到位的問題突出。特別是一些地方政府直接干預經濟活動，帶來了消極影響，導致投資和經營決策與市場真實情況相差甚遠，成本約束機制不健全，風險無人承擔，持續地侵蝕和破壞市場機制，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現象十分明顯。這也導致各級或各地政府之間的競爭明顯超過了合理的限度。
在公共服務領域，政府既包攬公共品的生產，又通過政府規制、行政審批、歧視性稅收和財政補貼等非中性制度壁壘，保護國有公共部門在公共服務領域中的垂直一體化壟斷，并由此衍生出公共部門規模過大、激勵不足、效率低下以及公共品供給不足、質量不高乃至尋租腐敗等一系列問題。
中等收入陷阱或將出現的相關征兆
1．收入分配明顯失衡
一是初次分配中資本回報擠占勞動回報、城鄉之間、政府企業和居民之間、行業之間收入分配不協調。依據收入法計算，1990年至2010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1.7％上升至12.9％，增加1.2個百分點，企業資本收益由34.9％增至42.1%，增加7.2個百分點；而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由53.4％下降至45％，降幅達8.4個百分點。
二是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1999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854元，2011年升至21810元，而農村家庭人均年純收入則由1999年的2210元升至2011年的6194元，城鎮居民收入13年翻了2.73倍，而農村家庭人均收入僅翻了1.8倍。城鄉收入差距更由1999年的3644元拉大至2011年的15616元。
三是政府收入、企業利潤和居民收入增速嚴重不協調。企業利潤增速最大，財政收入增速次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最小，且其與工業利潤和財政收入的增速差距較大。“九五”至“十一五”期間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分別為24.6%、26.4%和25.9%，財政收入增速分別為16.5%、18.8%和21.5%，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別為8.0%、10.8%和12.8%。2011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速、財政收入增速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別為25.4%、24.8%和14.1%。
四是行業間收入差距明顯。2001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工資水平最高的計算機應用服務業平均工資為30146元，最低工資水平的農業平均工資為4919元，前者是后者的6.13倍；至2011年，平均工資水平最高的行業變為金融業，
達到91364元，最低的是農林牧漁業，平均工資為20393元，最高工資行業平均工資是最低工資行業平均工資的4.48倍。
五是不同所有制之間收入分配差距明顯。非私營企業職工平均工資明顯高于私營企業。2011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42452元，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24556元，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是私營企業職工的1.72倍。
2．國內消費和投資結構失衡
隨著國民收入分配中勞動者報酬占比不斷下降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斷擴大，近年來我國居民消費傾向下降，消費率持續走低，最終消費中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下降。稅收收入和企業收入的高速增長導致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高，嚴重影響了需求結構的調整。
我國居民消費率和政府消費率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與同等收入水平國家相比也有很大差距。“九五”至“十一五”期間，最終消費率呈下降態勢，分別為60.2%、57.1%和49.1%，資本形成率呈上升態勢，分別為36.6%，40%和44.5%，凈出口率也保持上升態勢，分別為3.1%，3.0%和6.4%。
三大需求對GDP的貢獻率也呈現相似的走勢，“九五”至“十一五”期間，消費對GDP的貢獻率持續下滑，分別為58.8%、41.6%和43.4%，資本形成總額對GDP的貢獻率呈上升態勢，分別為25.1%、50.9%和54.7%。2011年，最終消費率、資本形成率和凈出口率分別為48.2%、49.2%和2.6%，自改革開放以來資本形成率首次超過最終消費率。由于出口受到一定的影響，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有所提高，但仍低于資本形成總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2011年消費和資本形成總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50.8%和53.3%。
這表明我國投資與消費不平衡問題依然很突出，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已成為影響我國居民消費增長、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原因。“十二五”期間如何優化調整收入分配格局，成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
3．產業結構調整失衡
從“十一五”22個核心指標的完成情況來看，約束性指標全部完成，有3個預期性指標沒有實現，分別是：服務業增加值比重、服務業就業比重和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產業結構調整未取得明顯突破。
“十一五”規劃預期服務業增加值比重要從40.5%增加到到43.5%，提高3個百分點，以便完成從工業為主導的產業格局向工業與服務業并重的產業格局，實際提高了2.5個百分點，為43%；預計服務業就業比重要從31.3%增加到35.3%，提高4個百分點，實際提高了3.5個百分點，為34.8%。
2011年，我國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43.1%，比上年回落0.1個百分點，而中等收入國家、高收入國家服務業比重分別超過50%和70%。同時，我國大量制造業企業主要從事低端勞動密集型加工制造，制造業整體素質不高。
1．加速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實現民富國強、讓老百姓普遍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是有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徑。從日本、韓國的經驗看，他們在跨入高收入國家門檻之前，中產階級群體已占人口的70%以上，而當前我國中產階級占人口比重明顯偏低，要將我國的中產階級提升到70%以上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建設極富和極貧者極少、中等收入者占絕對多數的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社會是維護社會穩定和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途徑。
為此，要運用法律、稅收和政府轉移支付等手段優化資源分配結構和收入分配機制，努力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要完善稅收征收機制，調整征稅體系，尤其是要完善所得稅、遺產稅和捐贈稅；擴大轉移支付，強化政府調節職能，進一步提高城鄉居民最低收入標準，特別是要增加農民最低收入保障機制；規范國有壟斷企業利潤上繳機制和企業內部收入分配標準，建立健全各行業收入分配透明化和社會公示機制；加強對低收入群體的引導與保護，打破既得利益群體和精英階層構筑的排斥性體制，積極完善教育、醫療、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務供給機制改革，給每個公民以平等的機會，在對低收入階層的轉移支付的方式上應該加大對低收入階層的教育和培訓的投入，使他們擁有平等的受教育和提升人力資本的機會，為弱勢群體提供發展和向上流動的渠道和條件。
2．通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帶動產業結構升級
在產業結構上要從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業為主上升到以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產業為主，對外貿易要從加工貿易為主上升到一般貿易為主。
首先要加大對教育的財政投資力度，盡快實現教育投資占GDP比重4%的目標，努力縮小我國教育投資與國際水平的差距，教育投資要重點關注農村的基礎教育和國家的基礎科研工作，為突破約束經濟發展的瓶頸和關鍵技術提供資金支持。
其次是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和國有大型企業要加大對產品研發的投入力度，設立相應的研究院所，以便加快企業技術創新步伐。
第三是國家要調整當前高等教育發展過快，中等教育發展偏慢的現狀，適當壓縮高等教育規模，加大中等教育的投入，對中等職業學校的學生減免學費，擴大中等教育的招生規模，更多的培育符合我國國情的高級技工，緩解企業對高級技工需求快速增長的狀況。
3．促進工業化與城鎮化的協調發展
城鎮化和工業化雙引擎的協調發展是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條件。工業化是推進城鎮化的關鍵。通過推進工業化，能夠有效提升城鎮人口的就業和收入水平，解決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就業，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從而對城鎮化產生強大的推動作用。反過來，城鎮化的發展能夠有效促進城市公共設施和社會公共服務平臺的建設，從而為工業化提供重要的推動力量。
我國在邁進中等收入國家的過程中，應堅持統籌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協調發展，從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發展經驗看，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的城鎮化率一般都在70%以上，目前我國的城鎮化率是51.3%，積極推進城鎮化進程是適應工業化發展和推進我國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基本要求。
要通過科技創新、產業政策、城鄉統籌發展等措施積極推進新型工業化，進而在提供充分就業崗位和公共設施的基礎上實現城鎮化的健康發展，從而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4．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改善居民消費預期
進一步突出公共財政特征，重點推進完善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和教育制度。一是改革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支持全面建立和完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進一步完善社會救助制度，深化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加快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設。二是推進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擴大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加大城鄉醫療救助支持力度，建立健全社區公共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三是保障優先發展教育。確保財政性教育經費的增長幅度繼續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落實和完善城鄉免費義務教育制度，完善貧困家庭學生資助體系。
5．加快推進政府管理體制改革
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強化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職能，提高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水平。加快政企、政資、政事和政府與中介組織分開，進一步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調整優化政府組織結構和行政層級，提高政府效能。調整中央地方關系，按照管理復雜程度、受益范圍激勵相容等原則科學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職能，并通過稅制和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保證這些職能有相應的財力支撐。
按照政事分開、事企分開、管辦分開、營利性與非營利性分開的要求，積極穩妥地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與此同時，改革基本公共服務提供方式，引入競爭機制，擴大購買服務，實現提供主體和提供方式多元化。推進非基本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增強多層次供給能力，滿足群眾多樣化需求。
世界銀行于2006年首次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并于2007年首次明確指出東亞國家未來發展中要特別關注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銀行對中等收入陷阱的定義為：使各國或地區賴以從低收入經濟體成長為中等收入經濟體的戰略，對于它們向高收入經濟體攀升是不能夠重復使用的，進一步的經濟增長被原有的增長機制鎖定，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一萬美元的上限，進入經濟增長階段的停滯徘徊期，即一個國家長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階段而難以進入高收入社會的發展現象，往往是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轉型失敗的結果。
按照2010年世界銀行對國家收入的劃分標準：人均國民總收入低于1005美元為低收入國家；人均國民總收入在1006美元至3975美元之間為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人均國民總收入在3976美元至12275美元之間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人均國民總收入高于12275美元為高收入國家。
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主要內涵是工業化沒能順利完成。中等收入陷阱產生的根本性原因是經濟社會體制機制與經濟發展方式沒能隨著中等收入階段的到來實現根本性調整和轉變。2010年中國GDP為59266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人均國民總收入為427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標準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我國能否規避拉美國家中等收入陷阱的覆轍，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成為國內外共同關注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