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金關系民眾切身利益，近幾年不斷有關于個人賬戶空賬的報道。而官方公布的數字表明養老基金歷年都有結存，如2011年末，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存1.94萬億元。那么，養老金到底有沒有缺口，我們退休能拿多少養老金？
　　要指出的是，不同版本說的“缺口”口徑并不一致，反映不同層面的問題。有三個口徑，第一種為當期累計的賬面余額，即歷年養老金收入和支出相抵之后的數額，上面的1.94萬億元就是這個概念。要說明的是，這里的養老基金收入包括繳費收入和財政補貼，其中財政補貼大約占15%，2010年財政補貼為1965億元。如果扣除財政補貼，結余雖仍為正，但會大幅下降。且地區間差異較大，上海、福建、天津等已收不抵支，而廣東、江蘇、山東、北京、浙江等地結余較多。
　　第二種口徑為當期賬面余額與應當累積的余額之間的差距。1990年代中期個人賬戶開始設立，每個月繳費工資的8%進入個人賬戶，理論上可得到個人賬戶總的規模，若當期的賬面余額小于當期個人賬戶應當累積的數額，則養老基金就存在缺口。用這個口徑度量，可以肯定缺口存在，有估計認為是1.76萬億元。我國實行統賬結合的養老保險模式，繳費一部分進入統籌賬戶，用于支付當期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另一部分進入個人賬戶進行投資累積。但由于統籌賬戶部分嚴重收不抵支，只好挪用個人賬戶的資金，使大部分地區個人賬戶成為名義賬戶，無可投資。
　　第三種口徑是預計的養老基金收入和養老金承諾之間的差距，實際將未來的缺口也包含在內。養老金承諾指的是，按照政策，某一時期所有參保者現在和未來需要領取的養老金總額，預計的養老基金收入是可以用于兌現上述承諾的養老保險繳費總額。隨著人口老齡化，今后繳費的人數趨于下降，因而這個缺口十分可觀。但這一估算隱含諸多假設，如老齡化速度、工資增長率、貼現率等。由于未來不確定性很多，其估計結果只能是一個參考。
　　上述三個口徑層層遞進，反映出的問題也越來越嚴重。那么對普通參保人而言，我們如何看待這些缺口？
　　首先，在未來較長時間內，我國養老基金的賬面余額仍可平衡。一是財政補貼仍有空間，近年各級財政對社會保險基金的補貼占財政支出比例只有2%左右，可進一步提高；提高國企紅利用于補充養老基金的比例也是一個增收渠道。另外，社保基金積累了大約8000億元的資產，可用于應對突發性的缺口。二是覆蓋面還可進一步擴大，當前參保職工占城鎮就業人數的比重不到60%，今后若不斷擴面，則會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改善現金流。
　　關于個人賬戶空賬問題，如果養老基金來源可以有保證，則空賬并不會影響養老金，養老金可按預定收益率給付。事實上，對于是否要做實個人賬戶也有爭議。一方面，個人賬戶能否獲得預期收益是有風險的，我國當前的投資管理能力較弱，資本市場不完善，存在諸多限制個人賬戶運作的因素；另一方面，如果經濟增長速度仍較高，采用以年輕人繳費贍養老年人的現收現付制模式，收益可能超過個人賬戶。
　　其次，長遠看，養老保險收益一代不如一代是必然的。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是以當期年輕人的繳費支付當期退休人的養老金，由于在建立初期有一些人沒有繳過保費或只繳了很少的保費就開始享受養老待遇，所以這個制度早期加入的人，其收益率很高，隨著老年人占比增加，越到后面，新加入的年輕人在其中的獲益就越少，某種程度上是在為前面的人買單。大多數國家的養老保險是在20世紀初推出，當時人口出生率較高，到了人口老齡化時代，這個制度固有的缺陷就突顯出來了。
　　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對養老保險體系進行改革，以應對日益嚴峻的老齡化問題。一種改革模式是改變現收現付制，建立個人賬戶。但改革不是在白紙上進行，這其中有很多人的繳費已被退休者用掉，他們的個人賬戶要有新的資金補充，這個轉軌成本由誰承擔，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國目前實行的是現收現付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模式，但由于轉軌成本問題沒有很好解決，實際上仍是現收現付，個人賬戶空賬，而且繳費率很高。因此，對現收現付制進行改革十分困難，在其他國家也是如此。
　　再次，養老金的收益還要從抵御風險的角度看，一是收入風險，養老金有一部分是與社會平均收入掛鉤，因而對低收入群體而言，養老保險比個人儲蓄更能起到消除老年貧困的作用。二是長壽風險，養老保險提供的是生存養老金，壽命越長的人獲益越高，有著個人儲蓄無法比擬的優勢。
　　養老保險制度的健康運行與宏觀經濟狀況、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等因素密切相關，未來養老金的改革需要其他制度改革的配套，否則很難推進。
　　近期延長退休年齡的建議引發較大爭議就是一例。我國60歲以上的人口2015年占總人口15%，2030年占25%。這是一個日益龐大的群體，鼓勵其中一部分人繼續工作，對整個社會而言無疑是正確的選擇。通過延長退休年齡，可減輕養老保險體系的負擔，適應老齡化趨勢。
　　但當前存在的結構性因素，導致人們認為延長退休年齡會產生新的不公平。工資收入低的人反對延長退休年齡，工資收入高的贊成。于是這變成一個有利于高收入階層、權力階層的政策。而如果勞動力市場完善，由市場決定個人的職業和工資，則實行彈性退休年齡就是一個尊重個體選擇的公平的制度。因此，未來的改革還依賴于消除行業和職業進入壁壘，減少勞動力市場中的不公平。關于推遲退休對年輕人就業的影響，其他國家的經驗表明，二者之間并沒有必然的替代關系，取決于產業結構調整、民間投資的發展、整體的經濟活力。
　　需要強調的是，老齡化社會的養老能力本質上取決于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提高年輕一代贍養老年人的能力。通過人力資本投資和經濟結構調整，提高有效勞動力供給，將勞動力從勞動生產率較低的部門轉移到較高的部門是解決養老問題的根本所在。
　　長遠看，發展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作為對公共養老金的補充，是提高養老能力、增強養老金公平性的一個重要方向。從其他國家企業年金的發展看，一方面，需要政府對企業和個人繳費實行稅收減免，激勵更多參與者；另一方面，需要完善資本市場，提高對資金的監管和運作能力，從而提高投資收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