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主義導致中國經濟體制的不平衡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從發展戰略看，照顧眼前卻為將來留下無窮后患；二是從市場體制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看，把政府職能強化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三是從經濟理論上看，投資和消費的關系顛倒，導致陷入投資依賴癥。
今年我國第二季度開始出現經濟數據下滑，有些國際機構馬上便推測中國會有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出臺。似乎擴大固定資產投資，已經成為政府無法放棄的一張王牌。
面對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干預政策可能再次在中國抬頭，輿論自然發出對凱恩斯主義的質疑之聲。筆者認為，凱恩斯主義這個藥方不能再用了。
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大危機造就了凱恩斯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理論依據：需求不足，市場失靈，解決的辦法就是政府介入市場，增加需求，從而使經濟從蕭條中走出來。
2008年年底我國為應對金融危機推出了4萬億元投資大單。4萬億救市政策可看做是凱恩斯主義藥效的最佳發揮。4萬億投資和2009年貨幣投放約9.6萬億元貸款，是配合刺激計劃所采取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體現，似乎一時取得了抵御金融危機的“重大勝利”。
政府救市的確會有短期效果，不幸的是“短期”太短，來不及逃的時候問題就發生了。當時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我們手忙腳亂地用各種各樣的刺激政策，增發貨幣，增加貸款，擴大投資，發放政府補貼等，遏制通貨收縮。然而，最擔心的問題在2009年下半年便都開始出來了：信貸“井噴”、物價飛漲、CPI瘋狂走高、虛擬經濟過度、實體經濟空心化、通貨膨脹。至今，病灶未去，病勢則更嚴重了。
從更深層次看，政府的拯救措施降低了企業界自救的積極性，政府投入的資金越多，資金越短缺，接著再投資，再短缺，這似乎構成中國經濟的循環圈。這種狂熱的投資近似于化療，只能救人不死于眼前，卻加速把人治死。
關于凱恩斯主義的現實效能，學界從未得到過一致的結論。20世紀70年代以后，無論是經濟實踐還是經濟學理論研究都已經證明，就算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在短期內能夠取得效果，它對經濟運行造成的長期損害也很可能遠遠大于短期收益。說得更極端一點，凱恩斯主義就像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止痛劑，充其量只能收到暫時緩解癥狀的表面功效。危害還在于，止痛劑是很容易上癮的。
自雷曼兄弟破產以來，各國政府該用的“輸血”、“電擊”療法都用了。如今再回頭客觀地評價，它們在阻止大蕭條重演、促進經濟復蘇方面取得過一定成效，也留下了無窮后患。因此，率先感受到凱恩斯主義藥力副作用的絕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正試圖從這個“輸血—刺激”的無底洞中抽身出來。
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公式是：GDP=（消費+投資+凈出口)×政府刺激。依據這個公式，經濟增長有“三駕馬車”，這駕跑不動了讓那駕跑；出口不行了，靠投資。比如，我國去年總產值為47萬億元，固定資產投資即達30萬億元。現在投資太多不行了，要靠消費。但這種模式不是把消費作為目的而是作為手段，因此消費總是刺激不起來。最終還得推出投資這駕馬車。
為什么我們總把消費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卻總也抓不起來？問題出在經濟理論上的錯誤。在當下中國一些領導干部的頭腦里，消費被當成工具，只是推動產值增長的手段。當消費一旦變成經濟增長的工具或手段的時候，只能是就消費抓消費，消費也不可能抓得起來。
我們很有必要對經濟學體系進行反思，目前中國經濟學的體系是強調生產本位，而不是消費本位。整個經濟學一上來的定義就是配置稀缺的資源，生產出更多的東西。所以現在的經濟學是為生產服務的，核心就是效率。至于消費那是其次的。走到凱恩斯這一步，把消費的目的變成工具，這就是導致我們消費長期以來難以擴大的理論層面的原因。這也是有識之士近一階段激烈呼吁消費主導論的緣由。
凱恩斯主義除了在表面上看似能對經濟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之外，更為深層的原因恐怕還在于，讓政府獲得更多和更廣泛干預經濟的理論依據。
在我國，政府職能過于寬泛，政企不分，一些官員習慣以追求政績為目標。一些地方政府把擴大內需搞成簡單的總量擴張，不加控制地實行貨幣和財政雙擴張政策，盲目投資、重復建設，通過大量投入來求得GDP的增長。繼而產生泡沫經濟，地方政府再逼迫銀行貸款，進一步加大金融風險。于是地方政府最大的治病本領似乎便是不停地投資。
筆者認為，現在的問題是，對市場實行國家干預，出了問題再用凱恩斯主義來干預，就會錯上加錯。有學者這樣比喻：就好像你吃錯了一種藥，想再通過吃藥去解決這個錯誤，那你現在又有一重錯誤了。
凱恩斯主義關心的是短期問題，不關心長期問題。一項政策給這個國家的長期發展帶來傷害的時候，為什么還要堅持這樣的政策？唯一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考慮。地方政府官員一般只考慮短期的事情，不考慮長期的事情，凱恩斯主義尤其適合只考慮短期利益的地方政府官員使用。
今年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20周年，人們議論這些年市場經濟改革發展步履艱難，問題出在哪里？我以為，就在于凱恩斯的理論占據了中國經濟學的主流地位。
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困難重重是一個廣為爭議的話題。然而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凱恩斯主義不能發展中國的市場經濟。因為，凱恩斯的整套經濟學理論，都不是為中國這樣剛開始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設計的。
在一些經濟學家眼里，過去10多年里每年兩位數以上的GDP增長率仿佛就是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屢試不爽的明證。然而，真正對當今中國經濟社會有深入觀察和研究的人，無不清楚這種“成效”背后越來越難以承受的代價。而且，在與西方國家迥然不同的制度語境下，我們奉行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已經帶來后遺癥，其中最突出的表現是始終把速度增長作為首要目標，消費作為手段而不是目的，而消費又總是刺激不起來，還存在壟斷性經濟對民間經濟活動空間的擠壓和蠶食。可以這樣認為，凱恩斯主義是市場經濟改革屢屢陷入窘境的理論源頭。
現在看來，若為了把經濟增長提高到8%，我們要再祭起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大旗，付出的不僅僅是通貨膨脹的代價，還有市場體制改革可能倒退的代價，還有堅守陳舊經濟發展方式的代價。所以，必須放棄凱恩斯主義的短期政策，不是理論界的進展，也不是政治家們的清醒，而是經濟規律——對經濟的無限干預要求無限的資源，當債務規模達到可以接受的邊界時，不管多么不愿意，干預主義措施都不得不停下來——區別只是代價的多或少。
因此，筆者強調，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改革發展方式為主線，堅持以市場為主導的改革取向，堅持消費主導的戰略，必須堅定地摒棄凱恩斯主義，少數經濟學家以凱恩斯主義忽悠中國的狀況應該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