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日前宣稱，將于今年下半年啟動彈性延遲領取基本養老金年齡的調研工作，隨后，該部又有官員稱，延遲退休是大勢所趨，實施只不過是時間問題。與此同時，某媒體刊登的一份研究報告也建議將現行退休年齡推遲7年。凡此種種，將爭論了多年的延遲退休問題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社會保障負擔沉重，難以持續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隨著進入老齡化社會，負擔系數上升之勢有增無減，全部或部分建立在現收現付制度上的公共養老制度面臨著可持續發展的難題，一些國家潛在的養老金負債成為天文數字。解決此難題無非兩途：一是開源，即由公共財政注資、提高社保繳費或提高投資收益；二是節流，即推遲發放養老金的年齡或削減金額。由于加稅、提高繳費、削減金額比推遲退休更難被選民接受，過去十多年來有不少國家通過延遲退休來緩解社保資金壓力。
　　與此相似的是，中國人口結構也正在發生急劇變化，未來社保支出“壓力山大”。在社保繳費率全球最高再無上調空間，養老金替代率（退休金/工作人口平均工資）全球墊底再降空間有限的情況下，效法他國以延遲退休來緩解社保缺口，并增強該體系的可持續性，成為近兩年來的高分貝聲音。這種建議從思路上看似乎無懈可擊，是社保體系強基固本的根本解決之道。然而，放在更寬廣的維度上考察，可以發現這是一種從縱向上看有違契約，橫向上看有違公平的不義、不公之舉。
　　截至2010年社保個人賬戶空賬約1.76萬億，巨大空賬實質是當年國企改革財政困難時期向參保者的借賬，其潛在承諾是情況好轉之后由政府予以歸還，事實上，隨著近十年來國企經營改善和財政狀況好轉，已經具備了歸還的條件。這種歸還可以采取財政直接注資，亦可以采取劃轉國有股份、接受國企分紅等形式。但軟預算約束的政府對注資責任采取了回避態度，而在國企利益集團強力抵制下，國有股和國企分紅進入社保基金的數量也寥寥可數。在此情況下，有人打起了延遲退休的算盤，且不說每年200億元的增收減支效果相對于1.76萬億缺口無異于杯水車薪，單就這種行為本身，本質是政府違背了與勞動者之間的潛在契約，不但于理無據，于情又何忍？
　　從更長遠的代際核算角度出發，也不應將推遲退休年齡作為第一選項。眾所周知，1978年之前的30年，中國實行統制經濟下的“低消費、高儲蓄”，廣大居民勒緊褲腰帶搞建設，當年強制儲蓄大部分體現在今天的各種國有資產上，那一代人退休之后，理論上要“提取”儲蓄作為養老金。1978年后消費和儲蓄關系有所調整，但國企利潤中包含著大量由居民以高物價形式支付的壟斷租金，因此，這部分人未來的養老金中也應該有相當部分由國有資產及其紅利來承擔。況且，國有資本本質上就是全民資產，讓國有資產和繳費作為社保資金同等重要資金來源具有法理上的天然正當性。在目前社保繳費比率已高居全球第一，企業負擔沉重情況下，國有資產更應該成為未來社保補缺的首要資金來源。
　　從橫向上看，以延遲退休來應對社保資金缺口嚴重違背了公平。目前，中國社保繳費比率高達40%，居全球第一。但中國普通勞動者的養老金替代率低于40%，居全球倒數第二，遠低于國際勞工組織《社會保障最低標準公約》中建議的55%標準，退休后僅憑養老金的生活水平將出現大幅下降。與之相反，全球有近八成國家的替代率超過60%，可以維持生活基本不變。
　　中國老齡化程度現在明顯低于西方大多數國家，中國社保之所以“繳費最高、受益最低”，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功能與別國存在的差異。西方國家社保缺口產生的原因在于老百姓愿意繳納的少，想要得到的保障多，中國社保缺口根本原因則在于財政軟約束，與絕大多數西方國家不同，中國缺少政府公共預算固定向社保注資的法律，因此，即使政府靡費巨大擠壓了本該用于補充社保的資金，在法律上也得不到制約。中國每年“三公”開支近萬億，倘節約一半，現有1.76萬億的歷史欠賬即可在3年內徹底補齊，如能持續節約，在不增稅情況下就可為未來進一步老齡化下的社會保障提供額外資金。此外，在社保“雙軌制”下，數千萬行政事業單位人員養老金替代率高達90%-107%，如與企業保持統一，此一節省下來的支出可以大大減輕未來社保壓力。如能裁汰政府冗員，精兵簡政，以民間如此重稅和如此高的繳費比率，可大大縮小未來社保資金缺口。若數招并用，加上巨額國資支撐，擺在我們眼前的1.76萬億缺口以及未來幾十年的社保資金壓力不但有望化為無形，甚至提高替代率，讓更多人體面退休也并非妄想。
　　在養老金缺口面前，有關部門本能地將延遲退休作為第一選擇，這是一種部門主義的思路，是割裂財政有機整體，孤立看待社保預算的行為。國家大財政包括既獨立又內在關聯的四大預算，即公共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社保基金預算和政府性基金預算。中國的社會保障問題涉及到復雜的歷史原因，夾雜著嚴重的體制扭曲和強大的利益集團干擾，只有將社保預算放在四大預算總體框架下統籌考慮才能找到公平合理的解決方法。公共預算有為社保提供兜底資金的責任，國有資本預算也有為社保服務的天然義務，如果置兩者的責任和義務于不顧，單純從社保預算出發，一遇到資金壓力就想通過延遲退休來甩包袱，本質是延續過去那種發展成果少數特權集團獨享，發展代價由大多數普通人承擔的道德觀和思維方式。
　　社會保障不但涉及過去與現在、現在與未來的跨期利益分配，更涉及政府部門、國企利益集團、行政事業單位和企業勞動者之間、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之間的當期利益分配。現行社保具有“劫貧濟富”特征，延遲退休無疑將進一步加大劫貧程度，甚至會出現部分人終生繳費而無法享受社保的情況。1978年之前的數十年，在“低消費、高積累”模式下，廣大普通勞動者犧牲了基本的生活質量；1978年以后的30年，他們又在扭曲的市場環境下承受著競爭重壓，高物價、高房價讓他們身心疲憊、健康受損，以他們過去的付出和承擔，以現有國家總體經濟實力，完全有條件讓他們按既定年齡退休，享受一個體面而幸福的晚年。我們不能讓一些狹隘的部門思維主導社保總體制度設計，而應該在更高層面，以更大的財政視角，以公平公正為原則來求解社保缺口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