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政府即將于7月推行飽受爭議的碳稅，對全國500家企業征收，每噸23澳元(約合22.6美元)的碳排放價格將使澳大利亞成為全球碳排放代價最高的國家。鑒于澳大利亞光伏技術國際領先且太陽能資源豐富，光伏產業預計將成為碳稅等相關政策的重要受益者。
以碳稅落實為標志，工黨政府事實上已構筑起一套比較完整的清潔能源發展激勵制度網絡，這將加速工黨政府“綠色經濟”施政思路落實。可能對澳大利亞光伏產業和各經濟部門產生革命性影響，并可能使中澳光伏技術和產業合作迎來空前有利的局面。
在推出碳稅之前，工黨政府以“清潔21世紀”戰略為抓手，試圖促進制造業走上創新和可持續發展之路。政府推出包括12億澳元(約合11.8億美元)清潔技術計劃在內的系列政策，為研發和應用清潔能源技術的企業提供稅收優惠和資助。
根據相關政策，政府對積極研發清潔能源的企業給予40%至45%的稅收抵免優惠，對研發應用清潔能源得力的制造商則給予直接資金補貼。
如果說碳稅構成企業和家庭使用光伏產品的外在壓力的話，那么“清潔21世紀”戰略則為各經濟部門注入了研發和應用光伏產品的內在動力。顯然，工黨政府正努力從光伏等清潔能源產品的供應端和需求端同時發力，其政策輻射作用著實可觀。
澳大利亞太陽能材料技術提供商Dyesol有限公司總裁西爾維亞·塔洛克告訴記者，有政府的激勵政策，預計澳大利亞企業界將更多謀求減少碳排放，并更多選擇安裝可再生能源和節能技術設備。今后數年，預計可再生能源技術領域將迎來更多投資。
塔洛克認為，這將刺激光伏技術市場繁榮。據市場咨詢商“納米市場”估算，到2016年，澳建筑物用光伏產品市場規模預計會達到64億澳元(62.9億美元)，可以說市場前景廣闊。
展望澳大利亞太陽能利用前景，澳大利亞太陽能協會首席執行官約翰·格里姆斯指出，國際能源機構曾預測，到2020年，光伏發電占澳大利亞發電量的比率可能從現有的1%提高至5%。但受今后政策因素等影響，這個預測可能較為保守。
談到中澳之間在光伏領域的合作，格里姆斯指出，盡管國情不同，與澳大利亞一樣，中國同樣正在致力于減少碳排放。到2020年，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40%到45%，并將這一目標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他認為，這種“綠色經濟”的共有思路和政策，將構成中澳間今后擴大光伏領域合作的重要紐帶。
中澳兩國光伏產業不僅在技術、市場、投資等領域具備天然的共生性，業界人員互動方面也具有極深的淵源。譬如，尚德的創辦人施正榮就畢業于新南威爾士大學，且已經取得澳公民身份。另外，據格里姆斯介紹，不少澳大利亞高校的畢業生在晶澳太陽能公司、英利集團、中電光伏和江西賽維集團等中國光伏企業任職。
盡管兩國光伏產業合作已十分密切，格里姆斯仍認為，中澳光伏產業融合程度目前仍處于初級階段，今后升級潛力巨大。他舉例說，近年來中國在清潔能源領域走在世界前列。中國已經是世界頭號風力渦輪生產商，全球十大光伏設備制造商中的7家來自中國。而相對而言，澳大利亞缺乏合適的項目來承載投資，國內光伏產業規模有限。中澳雙方可在產業發展方面共同探討破題之道。
分析雙方各自優勢，格里姆斯判斷，在光伏產業合作中，中國在技術研發、行業標準和可再生能源目標制定方面需繼續向澳方學習；而澳大利亞則需在技術商業化、施政優先順序和政府戰略投資方面多向中方借鑒經驗。由于雙方在地緣、人緣、技術、市場方面的巨大互補性，以及碳稅新政所發揮的輻射作用，將有力推動澳大利亞光伏產業進一步做大，并可能推動中澳光伏產業結成某種戰略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