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結構、轉方式，喊了好幾年。但講講容易，做起來并不簡單。特別是在基本思路上，要有新突破也很難。這話要從最近的經濟現象說起。
　　近來，由于一季度及4月份經濟數據不好看，政策面上出現了一些調整。對此市場有些興奮，認為這是一次摸清了政策底的大行情。市場是敏感的。對于這種興奮這里不做評論。只就宏觀調控而論，一個看法是老路子是走不通的。從根本上講，面對現實、面向未來，中國的宏觀調控需要從“正面主導”逐步走向“負面制約”。
　　在展開分析之前，有必要把當前的經濟形勢和政策動向做一番梳理。據國家信息中心經濟景氣分析，4月份，綜合反映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一致合成指數已連續27個月下滑。綜合警情指數也連續3個月發出經濟趨冷的信號。受三大需求影響，4月份經濟指標也超預期滑落。在這種情況下，有關方面提出要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大政策預調微調力度。
　　同時，國務院又通過了《“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該規劃提出了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點發展方向和主要任務，并列出了20項重大工程。正是基于對這些情況的判斷，特別是對經濟拐點和政策拐點的判斷，基于對新一輪刺激計劃與措施的朦朧預期，市場又開始躁動起來，有了新的投機目標。
　　然而，這是在走2008年的老路嗎？2008年華爾街爆發金融危機，為應對這場危機可能造成的破壞，當時各大經濟體都出臺了刺激計劃，中國也推出了4萬億刺激措施。這些措施對遏制經濟下滑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實施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現在，這些問題并沒有得到徹底解決，同時內外部經濟環境都已發生了變化，在這種情況下，還會走上一次的老路嗎？
　　如果要走，那將是什么結果？如果不走，又該有什么新思路呢？
　　首先要強調的是，走老路是有可能的。這種可能性有兩點：一是來自市場和企業的期待。這兩年，市場對政策面的期待特別強。比如，股市對“政策市”的特征本來是有微詞的，現在卻很少有人這么說了，反而期待更多政策利好。企業也是如此，本來應該在市場上打拼來增加實力，但是這兩年做內功的不多，希望扶持的卻不少。
　　二是來自各級行政部門的期待。特別是對項目審批和各種讓利措施的期待。比如，最近有位市長在拿到批文后激動地親吻了核準文件。這件事被到處傳播，成了審批制的奇特注腳。為什么呢？因為文件很重要，關系當地經濟命脈，也和行政部門的復雜利益有關。從宏觀調控的操作看，出臺一些政策、開放一些項目似乎也容易見效，是駕輕就熟的事。
　　但在今天的中國，再這么做是不行的。這種“正面主導”的做法，就是開大單子，由政府主導用非均衡讓利措施和政府大工程來解決經濟問題。這么做，既容易造成稅負不公，造成企業的政策依賴，對企業提高競爭力沒好處。同時，政府項目缺乏市場基礎，容易誘發權利尋租和腐敗問題。另外，還有效果問題。比如，近來發生的新能源產業大面積虧損，就是一個典型的教訓。
　　很明顯，這條老路是走不通了。走不通，怎么辦？就要改“正面主導”為“負面制約”，不搞條條框框，讓市場主體發揮自己的競爭力和創造力。因為市場主體知道深淺，知道怎么做。行政部門要轉變角色，要放權，只對那些有害自然、社會和人類健康的經濟行為加以限制。著力營造一個公平、寬松的制度環境。這才是政府應該做的。
　　這兩年，在調結構和轉方式的過程中，陸續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其中也蘊涵了這種“負面制約”的思想。比如，對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兩高一低”產業的限制，對落后淘汰產能的限制，等等，就是從政策層面，對經濟活動中的負面因素的制約。只是這種“負面制約”的比重太小，與“正面主導”相比還不成比例。
　　從“正”到“負”雖是一字之差，卻是宏觀調控的根本轉變。這一改變不僅有利于市場主體的健康發展，也有利于消除行政臃腫，減少經濟腐敗。當然，這種轉變需要有一個過程。但基本方向應該是明確的，這就是逐漸從“正面主導”為主，向“正面主導”與“負面制約”過渡，最終走向“負面制約”為主。這才是宏觀調控需要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