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戴相龍在參加“2012國際金融論壇對話保羅-沃爾克演講會”時表示，“當前國有銀行中國家股的比例偏高，可降至51%左右，其余部分可轉給社保基金。”這其實是個很重要的、至今沒有完善制度的老問題。
　　以國有股份為資產標的填充社保基金的思路，起于股權分置改革，最早可追溯到1998年，有過兩次不成功的探索。2009年6月，財政部會同國資委、證監會和社保基金公布了《境內證券市場轉持部分國有股充實社保基金實施辦法》，事情有了實質性的改變。這個“辦法”以股權分置改革為分界嶺，規定“凡在境內證券市場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并上市的含國有股的股份有限公司，除國務院另有規定的，均須按首次公開發行時實際發行股份數量的10%，將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國有股轉由全國社保持有，同時社保基金承諾對轉持股份在承繼原國有股東禁售期義務的基礎上，再延長三年。”這與戴先生今次所提方案只有數量標準的差異。但毫無疑問，國有股以轉持的方式充實社保基金，不僅有資產數量的問題，還有資產結構等本質性的問題。
　　首先，股權的轉持，股東身份發生變化，這涉及公司治理。盡管按戴先生的設想社保基金可不參與管理，而只以優先股方式獲取利益。可問題是，優先股一般是上市公司為了融資的方便而采取固定回報方式發行的股份，未必隨時都是上市公司融資的最好方式，上市公司是否發行優先股，要由全體股東大會根據經營和市場情況來決定的，不可能因為社保缺錢，高度關涉民生就能改變。更為重要的是，全球運作良好的社保基金涉足二級市場，通常都以長期投資為主，一般不會輕易放棄投資后的分紅、參與投票、監督公司管理等各項股東所應有權益。從社保高度關涉民生的角度說，社保是要對全民養老負責，既然投資了某公司，豈能坐視其經營好壞而不管不顧呢？
　　降低上市商業銀行的國有股份，轉給社保基金持有，勢必改變這些銀行的股東性質，因為股東變了，利益主體就變了。這就涉及相當多的部門利益，需要調整多個部門的權限和利益，需要這些部門向社保放權。而這談何容易？
　　其次，即便各部門從民生為大的角度出發一致同意放權，也還有個技術性問題不容易解決，即轉持的操作怎么進行？不妨以工行為例，工行實際控制人是財政部，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它和旗下的匯金公司分別持有35.30%和35.43%的工行股份，共計70.73%。按照戴先生計算，最大限度可以轉給社保基金19.73%的股份。財政部和匯金所持有的股份從2009年10月起就是無限售約束的流通股，按2009年6月《境內證券市場轉持部分國有股充實社保基金實施辦法》，社保基金可以從它轉持有的那一天，隨時在二級市場上公開交易。
　　這看起來好像不是問題，社保的股票社保主張，想賣就賣，想持有就持有。但且慢下結論。假如工行這樣大規模的劃撥成真，即使其余三大行不劃，也沒有其他國有股份的劃撥，社保基金資產結構也會發生本質性的改變，從而改變社保的運行方式。因為這么大規模的劃轉股票，而不是劃撥現金充實社保，忽視了社保作為養老錢最基本的支出方式應是現金。全世界沒有哪個國家日常生活中的養老支出是使用股票的。拿股票來充實社保，到期股票不能使用就要變現。這就不得不面對莫測的市場風險。怎么能把填補養老金的空缺和保值，寄托在資本市場的波動上呢？
　　也會有人說可以用分紅來支付，但滬深上市公司的分紅極為有限。據不完全統計，2010年度社保缺口資金的現金缺口接近2000億，尚有個人賬戶空轉的部分達到1.7萬億，國有股東分紅能分多少？按工行2011年的分紅計劃，每股含稅才分0.203元，理論上工行可劃撥700億股，也不過140億多點；如果把其他三大行也加進來，估算一下，四大行或能貢獻400億現金收入，哪里夠？即使將來中石油等國資巨頭集體采取這樣的辦法，對中國社保的巨大缺口也仍是杯水車薪。
　　當然，從資產管理的角度說，社保基金適當投資資本市場有一定合理性。但若以劃轉股票來加強這樣的合理性，卻超過了社保合理的風險資產配置。而且，到時社保的資產總額大大增加，現金卻沒有了，因為資產池里只有股票了。
　　還以工行為例，700億股工行股票劃轉后，看上去社保資產增加了，但卻不能證明養老錢因為資產多了就安全了。因為股份的轉入，完全改變了社保的資產配置。2010年社保年報顯示，社保資產總額8567億，其中交易類金融資產總額為2100億，占總資產比例為24.51%。這是較為合理的。但假如把工行700億股的市值——以今年5月30日的收盤價計算為2954億元加進去，社保交易類金融資產的就增為5054億元，占總資產的比例達到59%；即便不考慮原持有的股票額度，新增股票占交易類金融資產的比例更變為141%。這種高度股票化的資產配置，都大大超過偏股型基金的資產配置了，而社保資產管理本該遵守現金與國債為主的投資原則和現收現付的基本管理程序。
　　總之，以國有股劃撥的方式充實社保基金，恐怕難以成為壯大社保的好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