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來的經濟形勢說明“穩增長”的必要性。政府擴大支出與減稅，都是政策的選擇項。但是，如何做才更有效，更有利于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則是當下“穩增長”需要著重考慮的問題。
　　此前的“保增長”，財政收支手段并用，穩定了經濟，但也留下了巨額地方政府性債務，影響了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2012年的“穩增長”又該如何去做呢？
　　“穩增長”不能走老路。政府所作所為應該轉向尊重市場力量，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擴大支出刺激市場需求，可以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擴大支出也有諸多不利。2008年的4萬億刺激計劃，強化了國有經濟的力量，在壯大國企的同時，削弱了民企的競爭力。若如今持續采取擴大支出的政策，那么資源很可能更多流向國企，不利于不同市場主體之間的公平競爭。此其一。
　　擴大支出規模很可能要借助于政府投資項目，這么做也可能導致政府行政審批權限的擴大并帶來體制性復歸的問題。此其二。
　　擴大支出規模，或意味著債務融資規模擴大，或意味著財政收入增加。從中國當前情況來看，政府舉債仍有較大空間，但由于地方政府性債務問題仍未最終解決，地方債在一定意義上仍有可能向中央轉嫁，擴大債務規模，勢必增添未來財政風險的不確定性。此其三。
　　要靠增加財政收入的方式來擴大支出，這會給已經處于不確定性狀態的經濟帶來更多不確定性，給本已陷入困境的企業雪上加霜。此其四。
　　盡管財政支出規模不宜擴大，但可以借助于財政支出結構調整，增加公共服務投入，如擴大養老、醫療、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支出，從而釋放出更多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為經濟增長提供最根本的支撐。
　　與此同時，減少財政收入也是非常重要的舉措，其中不僅包括減稅，還包括非稅收入的削減，如基金、收費等。這樣做，不僅最終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也會減輕企業負擔、增強企業活力。政府面向所有市場主體的減少收入行為，是直接培養市場力量的行為，是尊重市場力量的做法。減收會帶來財政壓力，但收益也是顯而易見的。企業競爭力的增強、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最終會在帶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促進財政收入增加。
　　從當前情況看，中國一年減稅空間至少有5000億元。2011年，中國稅收總收入為89720.31億元，比上年增加16509.52億元，同比增長22.6%。2010年全國稅收收入為73202億元，同比增長23%。稅收收入維持較快增長速度的年份，并不鮮見。1998年以來，中國稅收收入基本上保持快速增長。2004-2011年，稅收增幅分別超GDP10.6、8.7、7、20.7、9.2、0.6、12.7和13.4個百分點，其中除2009年因遭遇國際金融危機，稅收收入增幅嚴重下滑外，其他年份均保持了較快增速。
　　前些年，稅收收入預算數的增幅與GDP增速一致，也就是說，只要稅收收入完成預算，預算支出安排就沒有任何問題。那么，稅收超GDP增長部分就可大致視為減稅空間。如果經濟保持正常增速，減稅空間的高限大約為稅收收入的10%。2012年，預算安排的稅收收入為98289億元，同比增長9%；2012年GDP計劃增長7.5%。按此，減稅空間的高限仍有8.5%。按此推算，2012年減稅的高限大約為8300億元。如果考慮到2012年以來稅收收入增幅下降的事實，按保守估計，即按減稅空間5%計算，2012年減稅的低限仍可達5000億元左右。
　　現在關鍵是一年5000億-8300億元的減稅空間的分布問題。從現實看，營業稅改增值稅已在上海起步，其他地區的改革也箭在弦上。營改增如按上海方案向全國推廣，減稅規模可達400億元。增值稅和營業稅起征點可進一步上調。按月計算的上限有必要由2萬元提高到5萬-10萬元。這樣釋放出來的減稅規模可達1000億元以上。
　　消費稅稅目稅率的調整有較大空間，減稅規模的大小視方案而定。增值稅稅率有下調空間，也有下調的必要。17%的基本稅率有必要逐步下調至10%。增值稅和消費稅減稅不僅影響國內增值稅和消費稅收入，還會影響進口增值稅和消費稅收入。近年來，一些國家的公司所得稅稅率已逐步下調，我國企業所得稅25%的比例稅率也有必要適當下調，以提高稅收的國際競爭力。個人所得稅還有減稅空間，應降低最高邊際稅率。此外，一些具有相似功能的稅種如車輛購置稅、消費稅（燃油部分）、車船稅等可以考慮合并，并降低稅負。
　　“穩增長”時期，減稅就要大大方方減稅。增稅措施不必考慮出臺。即使是以節能減排和收入分配名義出臺的增稅措施也不宜出臺。增稅不僅要考慮經濟因素，公共政策視角也不可忽略。前段大幅度提高成品油價格之后全社會的普遍反應，就說明了這一點。
　　減稅如果能與減費、減少基金收入等措施結合在一起，那么政府減收規模一年就有可能達到1萬億元。這關系到稅制的完善、政府收入體系的再造。而收費和基金往往已成為某些地方或某些部門可以自由支配的財力，要去除不合理的收費，必然要動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奶酪。“穩增長”的政府減收措施絕非方式的選擇那么簡單，也不只是通常意義上減收空間的確定問題，還牽涉到利益格局的重新分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