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歐元區政界出現兩大焦點：一是左翼政黨領袖奧朗德當選法國新一任總統，法國社會黨時隔17年重新執政；二是希臘議會前三大黨組閣相繼失敗，左翼聯盟或逐步占據主導。法希政局動蕩表明，歐洲以緊縮為主應對危機的措施正在面臨挑戰，歐元區民眾對“保增長”與“反緊縮”的呼聲不斷。
1.法國大選換帥，“保增長”將成主題。
從奧朗德競選時提出的多項舉措來看，未來法國財政緊縮的步伐可能將有所放緩，注重經濟增長、強調社會公平的政策將成為主導。但考慮到當前歐債危機持續惡化、全球經濟復蘇放緩以及法國自身財政狀況，奧朗德上任后的政策實施可能為形勢所限，部分舉措或難以付諸實際。
首先，恢復生產、增加就業將是必然之舉。面對法國經濟復蘇疲弱、失業率不斷攀升的格局，奧朗德上任后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推行恢復生產、增加就業的經濟刺激政策。擴大可持續發展基金規模、為中小企業和微型企業減免稅收負擔、加大對國家優先發展產業的資金支持力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將逐步推出，增加教育系統就業崗位、提高研究和培訓補貼等相關舉措預計也將陸續出臺。此外，為改善貿易收支狀況，預計奧朗德還將推行一系列反傾銷貿易政策，貿易保護主義或將進一步抬頭。
其次，稅收改革、放緩緊縮政策將有條件地推行。為體現左翼政黨的政策傾向，吸引更多中下層選民的支持，預計奧朗德政府將暫緩削減福利開支的步伐，而讓富人和金融機構承擔減債和減赤的成本。奧朗德在競選綱領中提出將對巨額遺產征收財富稅、降低繼承遺產稅減免限額、征收金融交易稅等等。但考慮到相關舉措將觸動大財團、金融業等相關群體的利益，面臨的政治阻力仍不可忽視，預計最終推行的改革力度仍難以達到其競選綱領所設目標。此外，法國國內沉重的財政壓力使奧朗德放緩緊縮政策的實施亦面臨較大限制。預計奧朗德上任初期會在一定程度上軟化財政緊縮力度，但不會明顯偏離財政預算平衡方向。
第三，推動財政公約修改與歐洲共同債券發行難度較大。為了恢復生產、增加就業等相關政策有效實施，并最大限度地推行稅收改革與放緩緊縮政策，奧朗德需要更多的外部環境支持。因此他主張重新就歐盟財政公約進行談判，加入支持增長的條款，減少緊縮的內容，并調整法國有關歐洲一體化建設的政策，同時為保障刺激經濟所需流動性支持，他主張歐洲央行進一步降息并為政府直接提供融資，主張發行歐洲共同債券。但目前歐元區“火車頭”德國仍然堅持“緊縮解決危機”的道路，在歐洲央行以及歐洲債券問題上態度強硬，預計奧朗德在政策主張與德法關系之間最終選擇后者，歐債危機爆發以來形成的德法軸心關系破裂概率較小。
2.希臘組閣無果，“反緊縮”呼聲不斷。
經過為期一周的談判，希臘組織新政府陷入僵局，議會選舉投票中的前三大黨新民主黨、左翼聯盟以及泛希社運黨相繼宣布組閣失敗。隨著“反緊縮”成為希臘短期內的政治主題，左翼聯盟支持率節節攀升，在6月重新舉行的大選中勝出概率明顯加大。一旦左翼聯盟最終主導政壇，其激進的政治主張與強硬的對外談判態度，可能將導致希臘未來無法獲得援助，并最終可能做出退出歐元區的選擇。
近期以來，歐元區成員國“反緊縮”的呼聲一直不斷。總的來看，歐債危機爆發以來持續惡化的經濟形勢使歐元區政界與民間的緊張情緒不斷攀升。奧朗德以“緩緊縮、促增長、增就業”為競選的政策主張，為其最終贏得大選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以寬松的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增加就業崗位，必然會進一步加重成員國的財政負擔，其主權債務將面臨較大考驗，如若其未能在經濟增長與財政鞏固之間取得平衡，可能會將歐洲進一步推向主權債務危機的深淵。
法國大選換帥與希臘組閣無果都在不同程度上折射出歐洲應對債務危機過程中經濟增長與財政緊縮之間日益尖銳的矛盾。綜合來看，選擇一種在刺激經濟增長與加強財政整頓之間的平衡發展道路或是歐元區成員國的可行出路。
1.經濟復蘇疲軟與債務負擔沉重呈雙向強化。
本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歐元區成員國實施的大規模金融救助政策和超常規的財政刺激方案使政府財政赤字大幅攀升，而緩慢的經濟復蘇則使政府償債能力難以趕上債務積累的步伐。與此同時，隨著債務高企推升實際利率水平導致私人資本存量下降，償債支出在財政中占比提升導致具有更高生產率的支出被擠出，經濟增長面臨著進一步的制約。
2.刺激經濟增長與加強財政緊縮之間矛盾深化。
為控制財政赤字擴張趨勢、恢復市場信心，歐元區重債國相繼推出了一系列財政緊縮計劃，財政政策對經濟的調控空間被進一步壓縮，這就使得重債國經濟復蘇可能需要經歷更長的時間。截至2011年末，歐元區財政赤字占GDP比例由上年的6.2%降至4.1%，但經濟增速卻由上年的1.9%下滑至1.4%。
從歐元區內部來看，2011年主要成員國財政整頓總體取得一定成效。但除德國、法國分別實現3.1%和1.7%的經濟增長外，其他成員國經濟復蘇幾近停滯，希臘、葡萄牙經濟分別萎縮6.9%和1.5%。
根據IMF最新預測，歐元區成員國刺激經濟增長與加強財政緊縮之間矛盾還將進一步深化，希臘等邊緣國家財政減赤難度加大，經濟仍將維持低迷態勢，德國、法國等核心成員國也將受到拖累。
3.結構性改革或是平衡增長與緊縮的可行出路。
當前歐洲面臨的增長與緊縮的矛盾并非不可解。事實上，有效的財政調整需要更顯著的經濟增長，經濟增長也離不開一個連貫的、能夠重建公共財政可持續性的方案。綜合考慮歐洲經濟的復蘇現狀與主權債務危機的嚴峻形勢，選擇一種在刺激經濟增長與加強財政整頓之間的平衡發展道路或是歐元區成員國的可行出路。
從目前來看，要實現歐元區成員國從經濟低迷與債務沉重的雙向強化，轉變為經濟增長與財政改善的良性互動，就必須改變其入不敷出的結構性問題。合理的結構性改革有利于降低歐元區邊緣國家宏觀調整的產出與就業成本，緩和刺激經濟增長與加強財政整頓的矛盾。為收到成效，改革需有的放矢。由此產生的問題是，政府需將精力集中在何處以實現最大的改革回報。
從目前來看，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應予以重點關注：一是歐洲重債國家經濟結構失衡，實體產業空心化問題嚴重；二是邊緣國勞動力市場缺乏彈性，勞動力成本不斷提高，失業率持續上升；三是部分成員國經濟增長長期處于潛在增長率之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效率低下、僵化的制度結構之下，仍有部分受益群體，其中政治影響力較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往往成為改革的絆腳石，歐洲的結構性改革或將面臨難以預計的阻力。
1.有利于走出“緊縮抑制增長”困境，促進歐洲實體經濟復蘇。歐債危機爆發以來，為控制財政赤字擴張趨勢、恢復市場信心，歐元區重債國相繼推出了一系列財政緊縮計劃，財政政策對經濟的調控空間被明顯壓縮，經濟形勢持續惡化。當前以增長與緊縮為爭論核心的政局動蕩，為歐洲改變單純以財政緊縮應對債務危機，走出“緊縮抑制增長”的困境，促進實體經濟復蘇提供了一線契機。
但單純的財政緊縮不僅不能解除危機，甚至可能在經濟、政治、社會多方面形成惡性循環。如何在刺激經濟增長與加強財政整頓之間的取得平衡，順利實現結構調整，提升經濟競爭力將是歐元區成員國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
2.政局動蕩影響歐洲協商進程，歐債危機未來走向不容樂觀。在經歷了拉鋸式的長期談判之后，歐盟25個成員國（英國和捷克除外）在3月歐盟峰會上制定了《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穩定、協調和治理公約》（又稱“財政公約”），期望借此強化各成員國財政紀律，避免主權債務危機再次爆發。
然而，近期歐洲政局動蕩對成員國之間的協商進程形成明顯影響，“財政公約”的進一步推行也面臨阻力。法國新任總統奧朗德呼吁重新就公約內容進行談判，加入刺激經濟增長的條款。雖然德國總理默克爾、歐元集團主席容克以及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均相繼指出，不能就歐盟“財政公約”重新進行談判，但圍繞公約的新一輪博弈似乎已經再次展開。
3.歐元機制面臨嚴峻考驗，金融市場或受嚴重沖擊。近期歐洲政局動蕩，市場對德法軸系出現動搖、希臘退出歐元區的擔憂不斷上行。而國際金融協會（IIF）在2012年2月的報告中指出，希臘退出歐元區帶來的成本可能高達1萬億歐元，從歐洲央行到私營金融機構，以及其他歐元區國家都將受到希臘退出的嚴重沖擊。
同樣依靠外部援助的葡萄牙與愛爾蘭將成為市場關注焦點，西班牙、意大利面臨的壓力也將進一步加大。一旦“多米諾骨牌效應”隨著希臘的退出逐步形成，歐元機制將面臨嚴峻挑戰，隨著歐債危機的進一步擴散，全球金融市場也將遭受新一輪的嚴重沖擊。
從目前來看，歐債危機在未來短期內進一步惡化概率加大，對歐洲銀行業乃至全球金融業的負面影響不斷加深，這也對中資銀行持有的歐債以及相關資產與業務安全構成威脅。在中資銀行持有的歐洲發行體債券中，大部分屬于法國、德國等大型經濟體和穩定的中北歐經濟體，對歐元區邊緣國家發行體債券持有量較少，因此中資銀行面臨的直接風險不大，但希臘債務一旦硬性違約甚至退出歐元區，有可能引發連鎖主權債務違約，進而嚴重沖擊金融市場，導致信用市場走勢持續疲弱以及市場流動性轉差，信用利差普遍展寬，價格下跌幅度較大，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增加。
針對歐債危機演進過程不斷反復、主權債務和銀行業風險仍未完全暴露的情況，中資銀行應審慎調整涉歐資產配置，加強風險防范。另外還應針對歐債危機演進導致國際金融市場波動性加劇的情況，緊密跟蹤市場行情、各類發行體、交易對手和客戶的風險變化情況，及時研判防控風險，尤其應關注各類風險之間的關聯性明顯增強的趨勢，加強對系統性風險的監測預警，做好市場極端情況下的風險敞口管理。
但從長遠發展來看，歐洲作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一大技術供應方和第四大投資來源地，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中資銀行的重要海外目標市場之一。中資銀行不能因歐債危機持續演化和全球經濟復蘇放緩而停止“走出去”步伐，而是應充分利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寶貴窗口期，抓住國際金融市場大分化、大調整背景下，一些國家市場準入放寬、不少國際金融機構收縮或減緩市場擴張帶來的機遇，堅持積極穩健地推進國際化經營，進一步打造資產、業務和經營地域多元化的國際化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