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北京的機動車已超過500萬輛。一個時期以來，政府雖采取各種措施緩解交通擁堵，但堵車現象仍然嚴重。不久前曾在美國紐約駕車，親身體驗了當地的交通情況，發現紐約也有交通擁堵問題，但兩地的交通擁堵卻有差異，而差異主要來自人的行為。細思之下，覺得這一現象可以用經濟學來解釋。
　　北京和紐約都是國際大都市，人口數量和密度大體相當，在兩大城市開車，共同的體會是車流滾滾。北京、紐約都堵車，但紐約的行車秩序大大好于北京。在紐約，無論何時何地，只要打出并線信號燈，旁邊的車就會讓出一條道來，禮讓已成為一種習慣。而在北京，爭先恐后、見縫插針的搶道現象隨處可見，由此造成的交通事故比比皆是。因此，盡管紐約的人均汽車保有量將近北京兩倍，但交通擁堵程度遠不如北京，在紐約開車的心境也好得多。
　　對于人們的交通行為影響交通秩序的現象，經濟學者曾經做過各種解釋，試圖找出人們行為的經濟學基礎。最有名的解釋就是用“囚徒困境”模型的非合作博弈論來解釋。博弈論中著名的“囚徒困境”模型告訴人們，如果每個人都出于個體理性的自私自利而采取為自己謀取最大利益的行為，結果很可能損害自身利益，造成兩敗俱傷的“納什均衡”，誰也得不到好處。如交通行為中，每個人都想快，爭先恐后、你爭我搶，甚至違反交通規則，其結果必然是交通秩序混亂，誰也快不了；而如果大家選擇遵守規則、互利合作、禮讓利他，反而會帶來合作利益，使交通順暢有序。
　　經濟學家們試圖用這樣的道理告誡人們，在交通活動乃至各種社會生活中，應當講道德、守規則。如果大家都這樣做，交通秩序乃至整個社會秩序都會大大改善。然而，任憑學者苦口婆心，這樣的理論在現實中卻并不起作用。交通參與者未必不知個中道理，但到了現實中依然你爭我搶、互不相讓。難道是理論錯了？
　　其實，不是理論不對，而是我們對理論理解不足、應用不當，將經濟理論簡單化、公式化、概念化了。譬如“囚徒困境”模型，出現合作博弈均衡的條件是同一些參與者進行多次重復博弈。只有同一些參與者經過足夠多次的重復博弈，才有可能產生合作與利他的行為。而在具體的交通環境中，并不總是具備這樣的條件。同時，合作均衡的出現還需要人們的理性、車與路的條件大致均衡。然而，在具體交通行為中，人們的理性不足，車與路有時嚴重失衡。這進一步降低了合作均衡出現的可能性。
　　進一步說，即使交通行為中具備了產生合作均衡的諸條件，現實中的合作均衡也未必就會出現。因為人的行為動機是非常復雜的，并非單一理論可以完全覆蓋。對于人們的交通行為，經濟學除了可以用“囚徒困境”模型來解釋，還可以用其他理論來解釋，比如“劣幣驅逐良幣”理論。
　　“劣幣驅逐良幣”也是經濟學中一個有名的定理，說的是鑄幣流通時代，成色不足的劣幣如果能與成色充足的良幣共同流通，那么誰也不愿意把良幣拿出來用于交易，都會把劣幣用于流通，于是劣幣會將良幣驅逐出流通領域，市面上流通的就都是劣幣了。將這一理論引入社會行為領域，不良的違規行為如果能經常帶來利益而不受到懲罰，“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自私違規，終將把遵守規則的良性行為排斥掉。如果在駕車時加塞搶行泛濫、乘公交車上車時不守秩序，導致禮讓守法的司機總是被堵被搶、守規矩排隊的人總是上不去車，守規矩者就會越來越少，交通狀況就會越來越差。這都屬于劣幣驅逐良幣一類。此時，合作博弈的均衡就很難出現，出現的就是多敗俱傷的“納什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