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來看，4月的工業增加值、進口同比增長等數據的確不怎么樣，而固定資產投資與信貸投放等經濟指標不同程度的下滑，似乎昭示著中國經濟遭遇“倒春寒”。但若僅憑這幾個指標就得出中國經濟已失去增長動能的結論，未免過于簡單。實際上，中國經濟不缺內生性增長的動力儲備，只是這些年來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間營商稟賦與投資熱情的釋放，使得經濟要擺脫現有增長路徑的依賴面臨著太多約束條件，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經濟轉型的成本。而當政府對隱藏了極大系統性風險的房地產領域持續展開冷卻行動時，經濟短期放緩勢成必然。加上外部需求的低迷，經濟增速下滑便成為政策調整的顯性結果。只是4月經濟數據也有積極的一面，例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上漲3.4%，低于3月的3.6%，也低于政府為今年全年設定的4%的通脹目標，這使政府保持著后續貨幣政策的微調空間。
　　筆者認為，既然經濟增長是一種內生性選擇，依賴于市場主體基于既有的約束條件追求成長空間的持續擴大，那么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就不必過于看重短期經濟指標所釋放的信號。換句話說，即便二季度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到7%，也不必對之反應過度。
　　無論是英、法、德還是美、日等工業化國家，即便在其擁有全球范圍內低成本配置資源能力的黃金發展期，也很難做到連續30年乃至更長時期的高速增長。如今，工業化國家盡管可以做到在經濟制度完善之后著力提升技術進步與勞動生產率，但增長動力下滑卻是不爭的事實。例如，美國對經濟增長的期待是在穩住金融基本面之后，力圖通過正在進行的第三輪超級產業革命來獲得下一輪經濟增長的動力，只是連美國自身也對此沒有太大把握；至于歐元區，當前的首要任務是如何防止希臘脫離歐元區所產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導致全局性失控；日本的經濟算盤則是通過中日韓經濟與貿易一體化以及本身的技術進步，盡快使本國經濟擺脫“五萬億美元陷阱”。同樣，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邏輯框架下，與美歐和日本經濟高度聯動的中國經濟正回歸理性增長的常態。從支撐經濟增長的一系列動力來看，中國自1980年以來長達31年的高速增長周期告一段落，進而回歸到6%至7%的中等增速區間，應是最正常不過的常態了。再說中國經濟規模已躍上了6萬億美元臺階，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所需要的資源增量大大超過前十年。假如在2016年前后，中國經濟規模達到了10萬億美元，斷不至于再提8%的口號了。
　　假如增長質量能夠逐年提高，7%的增速又有什么可擔憂的？中國理應從現在開始就做好適應中等速度增長的政策與心理準備。無論是決策層還是有關市場參與主體，其經濟工作與經濟行為的著力點不應偏好于一時或者局部經濟指標的波動，而應在尊重經濟規律的前提下著力推動增長動力切換與產業升級，以期求得有效經濟增長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常態。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撥開“保增長”的迷霧。
　　30余年來，中國經濟政策的演繹一直沒有跳開凱恩斯主義的范疇，這并非否定凱恩斯主義在特定時期的工具價值，而是說在中國這樣經濟結構復雜、國情獨特且沒有太多先行經驗可資借鑒的新興經濟體，需要適時總結過往經濟發展經驗教訓，以找到一條真正契合自身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發展路徑。或者說，中國在探索后起大國優化的經濟發展模式過程中，需要且應該對宏觀經濟增長理論有新的貢獻。而在此之前，首先需要撥開的就是“保增長”的迷霧。因為“保增長”本身就是一種次優的政策選擇，是在經濟增長內生性動力失靈的情況下政府對經濟“熱啟動”的相關政策安排，其政策實施效果盡管可以在短期內達到提振經濟的作用，但由此帶來的一系列副作用，不僅有可能吞噬“保”來的成果，還會加劇已有的經濟失衡并使經濟沉疴愈積愈深；深層次的后果還在于犧牲了經濟轉型難得的時間窗口，增大了經濟轉型的剛性成本。
　　撥開“保增長”迷霧的鑰匙掌握在政府手里。其實，政府業已啟動的相關改革已為經濟實現有效增長提供了不少前期準備，只是力度還遠遠不夠。以筆者之見，除了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以減少政府對資源配置的過多干預之外，目前更應盡快降低關鍵領域投資的準入門檻，以調動民間資本的投資熱情，這是確保經濟獲得持續增長動力的第一步。下一個重要步驟是在全面啟動收入分配改革的基礎上，以減稅與適度的政府轉移支付為先導，盡快建立真正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體系。還有，在加快市場與法制建設的同時，理應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與前瞻性的技術的投入，力爭早日完成增長動力的切換與產業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