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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4 作者：董偉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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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通知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通知是3個月前印發的，內容是“嚴格規范國有企業負責人職務消費行為”。其中，超標購車、公款私用等12種行為被明令禁止。對此，人們的反應是復雜的。
有鼓掌的。有評論指出，這是國家第一次從制度層面對國有企業負責人的職務行為進行規范，順應了民意呼聲，也是國企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必然要求，其意義自是不凡。
有擔心的。有評論指出，此次出臺的國企負責人職務消費“12條禁令”，劃出了行為禁區，但要真正落到實處，恐怕不是一禁了之那么簡單。沒有制度建設的跟進，禁令變一紙空文在所難免。
國有企業負責人的職務消費失范早已成為眾矢之的。去年，中國石化“天價酒單”一經媒體曝光，即遭到全社會的口誅筆伐，當事人被降職也未得到人們的原諒。人們深深感到，“上拉菲”只是冰山之一角，職務消費的黑洞深難見底，且成為一種新的腐敗形式。君不見，國家電力公司原總經理高嚴用公款“金屋藏嬌”么？
近些年來，國有企業改革取得了不少成績，現代企業架構也漸次明晰。然而，由于國情所致，國有企業負責人的薪酬體系卻始終糾結，職務消費的邊界也模糊不清。人們經常看到，配車越來越奢華是他們的“工作需要”，出國旅游越來越頻繁是他們在“因公考察”。職務消費儼然成了一個“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裝。在“筐”與裝之間，國有資產成為私人享受，“股東們”的憤怒自然也隨之累積。
作為國資的大管家，國資委并非沒有注意到問題的浮現。早在2010年，國資委紀委即組織編寫了《鏡鑒——國有企業廉潔從業教育讀本》，希圖“中央企業領導人員、重要崗位人員通過閱讀案例，吸取教訓，增強廉潔從業的意識和抵御腐敗風險的能力”。
2011年年初，國資委召開中央企業反腐倡廉建設工作會議。會上，國資委主任王勇提出，要進一步規范職務消費，增強職務消費的透明度，“在這個問題上，集團相對控制的較好，但是一些二三級企業花錢大手大腳，包括購公務車，越來越高檔。中央領導同志三令五申強調中央企業要嚴格規范職務消費。我們按照中央要求，制定了公務用車的標準，正在與有關部門商量。文件印發后，各單位要認真貫徹落實，包括規范下級企業，嚴格按規定辦”。
顯然，四部門通知是“中央要求”的深化。通知除了限制奢侈浪費行為，比如公款買豪車、出國游等，還打擊那些披著職務消費旗號的“公款私用”，比如用公款支付應當由個人承擔的購置住宅、住宅裝修、物業管理等生活費用，或者挪用企業的材料物資，修建和裝修個人住宅等。事實上，此類公款私用已經屬于違法犯罪行為了。
嚴格來說，國有企業監管并非缺乏平臺，更不缺少禁令，關鍵是“療效”不彰。從監事會到職代會，從財務審計到紀檢監察，針對國有企業負責人的緊箍咒可謂多矣，只是某些時候無法念動。
在這個當口，有人開出藥方來：陽光是最好的殺蟲劑。“除了加強企業內部監督之外，還應該實施有效的公開監督。《辦法》規定了應當以適當方式向職工公開國有企業負責人的職務消費，但并沒明確提出向全社會公開，更沒提出建立公開制度，希望社會的公開監督，能及早提上議事日程。”
這或許是一條大路，然而，也并非沒有阻力。在去年的反腐會上，王勇即表示：“國有資產是全國人民的共同財富，我們要接受全國人民的監督。出現違紀違法案件和問題，是對人民的失職瀆職。”身為股東，監督自是全國人民的正當權利，國企及其領導人接受監督自是趨勢。問題是，國企連發布社會責任報告——一個自我表揚的機會——都推三阻四，更別說公開其領導人花了多少股東的銀子了。
目前，比禁令更亟須的，是探索一條“股東——管理者”的互動機制，保證股東能夠順利地將壓力傳遞給管理者。這方是釜底抽薪之舉。有專家建議，在人大常委會建立新的專司國有資本“人格化”代表職責的體制機制，或者變國資委為人大的專門委員會，是回應國民對國有經濟福祉訴求，在實踐層面落實國有經濟作為全民所有制實現形式的可能路徑，也是徹底管住國企負責人監守自盜行為的捷徑。
當然，教育永遠都不嫌多。人心若能從良，禁令即成多余。對此，王勇說：“現在市場經濟秩序還不夠規范，我們都面臨著各種風險和誘惑，需要我們中央企業的主要領導同志要以更高的境界和黨性修養，抵得住誘惑、經得起考驗。要嚴格執行‘三重一大’決策制度，重大事項都要堅持集體決策，嚴格按程序辦事。要貫徹執行好廉潔從業規定，經常對照自己的行為，檢查自己的所作所為。要守住底線，在管好自己的基礎上，落實好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看好自己的人，把好自己的門，做廉潔從業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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