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證券市場經過20多年的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2010年A股市值躍居全球第二位，2010年和2011年連續兩年IPO（首次公開募股）融資規模居世界第一位。但我國證券市場作為一個快速發展的新興市場，還存在一些問題和不完善的方面，其中內幕交易是對證券市場健康發展危害最大的問題之一。
　　內幕交易案發率高，但偵破率低，內幕交易監管面臨偵破難、破案率低的難題。這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第一，內幕交易常常以他人賬戶進行，或者以提供資金支持、約定所得分成等團伙形式進行，手段隱蔽。第二，內幕交易具有智能型、專業性特征，行為人往往具有較高的文化程度和智商，大都經過精心策劃。第三，上市公司并購重組涉及的審批鏈條長，內幕信息的泄露渠道由過去的股東會、董事會向市長辦公會、處長辦公會延伸，一些官員涉及內幕交易大大增加了內幕交易的偵破難度。第四，面對復雜的內幕交易問題，司法實踐中傳統的“辯方舉證”、“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遇到困難。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犯罪經濟學創立人美國學者貝克認為，犯罪成本=犯罪的直接成本+犯罪的時間機會成本+刑罰×犯罪被偵破的概率。犯罪成本與破案率高度相關，破案率越低，犯罪成本就越低，犯罪就越猖獗。這告訴我們：正是偵破難、破案率低導致的低廉的違法成本造成了內幕交易屢禁不止。破解內幕交易監管難題，促進我國證券市場健康發展，必須加強制度建設、提高破案效率。
　　加強市場基礎建設，為認定內幕人員、內幕行為提供證據基礎。應在現有上市公司內幕信息知情人登記制度的基礎上，擴大登記人員的范圍，尤其是把知悉內幕信息的官員納入登記之列。加強證券開戶、交易環節的管理，不僅實行實名制，而且進行錄音、錄像和鎖定IP地址，以掌握證券交易者的真實身份。加強資金賬戶管理，解決以提供資金支持、約定所得分成方式實施隱名交易的查證問題。在平衡金融隱私權和金融信息披露義務的基礎上，借鑒反洗錢領域的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制度，取得金融機構配合，賦予證券監管部門對可疑資金往來的調查權。
　　完善內幕交易舉證制度。可以在內幕交易認定的部分環節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制度；在證券賬戶、資金往來、交易頻率、交易習慣、交易數額、交易時間、交易利得等要素形成的環境證據的基礎上，對內幕人員實行推定；對內幕交易認定中的“知悉”、“利用”內幕信息等主觀性的方面實行推定；在證據推定的基礎上，建立嫌疑人抗辯制度；借鑒國外立法經驗，確立庭外和解、污點證人、訴辯交易等制度。
　　確立認定內幕信息“重大性”的客觀標準。內幕信息的認定需要證明其導致的價格波動具有“重大性”，其關鍵在于明確“重大性”的標準。歐盟的經驗認為，某個信息影響某一證券價格的振幅如果達到5%，就可以認定該內幕信息具有“重大性”。這可以為我們提供借鑒。
　　強化內幕交易偵破的組織保障。鑒于證監會稽查局和公安部證券犯罪偵查局已聯署辦公，應在突破傳統的行政移送刑事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證監會和公安部門的合作模式。同時，發揮交易所、證券公司的一線監督作用，加強證券公司的合規性管理，發揮證券公司緊貼市場、反應靈敏、實時監控的優勢。建立舉報激勵機制，調動全社會的力量實施全方位監督，尤其是鼓勵證券公司工作人員、律師、會計師等專業人員進行專業分析性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