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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07 作者：章玉貴（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 來源：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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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認為在有些問題上取得重大突破的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呈現在世人面前的67項成果，確實不乏亮點，例如雙方同意加強宏觀經濟合作，承諾重啟雙邊投資協定第七輪及后續談判議程，以求在極為敏感的投資準入和投資待遇問題上取得進展；美方支持人民幣在滿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貨幣的標準時進入特別提款權籃子，這被認為有利于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美方承諾，在出口管制體系改革過程中，充分考慮中方提出給予公平待遇的要求。當然，中方做出的讓步也不少，包括承諾穩步提高國有企業紅利上繳比例，加大結構性減稅政策力度，繼續致力于推進匯率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特別是在資本市場開放方面，首次允許外國投資者在合資證券公司、合資期貨經紀公司中可將持股比例提升至不超過49%。但從本質上看，依然還是形式大于內容。至于在中國一向十分關注的放寬對華出口管制與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上，基本上沒有取得進展。
整體而言，備受關注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是在全球經濟競爭態勢與力量變遷發生重大變化以及國際經濟治理面臨重大改革的大背景下，全球兩大主要經濟體為避免戰略誤判以及一定程度上謀求雙贏而推出的一種機制安排。
首先，即便沒有2008年的這場金融危機，美國的經濟與金融實力也會呈現下降趨勢，只是這場危機加快了這種趨勢。20年前，美國的絕對經濟實力至少是中國12倍，20年后的今天，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相當于美國40%以上。盡管這種簡單的GDP對比，并不能完全反映兩國的真實經濟實力，也許國民生產總值（GNP）更具比較價值，但也是一種重要衡量指標。先且不說中國經濟規模會否在幾年后就超過美國，至少這種總體經濟力量對比的此消彼長關系，讓一向特別重視趨勢變遷的美國人極為敏感乃至產生戰略緊張感。事實上，已有國際輿論在評價此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時就認為，美國未來恐怕很難在經濟領域繼續對中國施壓。不過，作為不掌握既有秩序主導權的新興經濟體，中國很明白，基于歷史上金融主導國霸權紅利的衰退周期以及話語權的慣性延續，本輪全球金融競爭與格局變遷或將持續20年才能最終定格。美聯儲在1913年成立后即成為全球最強中央銀行。兩次世界大戰摧毀了金本位制，美國之外的資本主義經濟全面崩潰，美國借此登上全球首席經濟強國寶座。全球75%的黃金儲備流入美國；而到了1944年，美元已經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儲備貨幣、國際清算貨幣、價值儲藏手段、金融交易貨幣和財富計價單位。不過，從1913年到1944年，美國還是花了31年的時間才從英國人手里拿到了金融權杖。美國早就知道，要從滿身密布金融基因的英國人手中取得金融主導權殊為不易。某種意義上說，若不是兩次世界大戰耗盡了英國的國力，美國恐怕不會如此順利實現夢寐以求的目標。而今，國際金融格局變遷面臨的環境與60余年前相比已經大為不同。在相對和平時期實現國際經濟與金融秩序的變遷不僅需要經濟實力的此消彼長，需要新興經濟體國家提高博弈水準，某種程度上還取決于金融主導國的意愿。而美國基于本國利益的考慮，一般決不會輕易讓他國成為積極主導力量，即便中國有這個絕對實力以及承擔更大國際責任的興趣。
其次，美國國內影響力極大的金融資本力并不愿意看到中美兩國共享更多的戰略空間。就中國來說，金融力量一般要服從和服務于國家的整體利益，但美國未必完全如此，甚至最高決策層也不一定能完全駕馭金融資本。從某種意義上說，高盛是美國舉世無匹的金融勢力代表。在全球經濟和金融一體化的框架下，高盛等金融資本的權力邊界不僅涵蓋美國的任一金融角落，更通過市場聯動將觸角伸到了每一個開放經濟體。即通過市場參與或者政策建議等形式日漸滲透各國的政經體系乃至決策中。其經由市場化操作或者隱形操作形成的組合影響力，不妨將其稱為“金融資本力”。而以華爾街金融寡頭為代表的國際資本，一向難以容忍那些不遵守西方世界制定的或不和他們玩同一游戲規則的國家和勢力。也就是說，全球金融秩序變遷的深層障礙來自金融資本力量對世界新興力量的鉗制，進一步地說，就來自高盛、摩根士丹利等華爾街金融寡頭。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上述既得利益者來說，拖延全球貨幣金融領域的公共產品改革，強化金融力量工具，緊握話語范式不放松，則是從頂層分工領域“鎖定”發展中國家戰略的最后王牌。
由此看來，中國不應將提升話語權的行為空間局限在既有秩序框架內，因為這將很難突破秩序主導國的戰略“鎖定”。只有當其擁有了比肩美元以及高盛等金融資本的力量工具之后，美國才有可能真正坐下來與我們商討全球經濟秩序治理，真正意義上的全球秩序變遷才有可能到來。
美中經濟實力之間業已呈現的此消彼長趨勢以及中國所承擔國際責任內涵的深化，使得中國在后續的兩國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既要謀求擴大兩國在重大問題上的利益交集，更要在關鍵議題設計時，就中國所關切的核心利益提出更具操作性的解決方案，切實提高中國對求解雙邊乃至全球重大問題的戰略設計能力。所以，中國無論如何不能在既有雙邊秩序框架下跟著美國的腳步起舞。
欣慰的是，本輪戰略與經濟對話中，中方提出了“兩國協調”（C2）這個前瞻性術語。雖然整體而言，這個提法依然缺乏更具操作性的議題與話語機制設計。中國既需要打造一批類似布魯金斯學會的超一流智庫，更要盡快培養與造就布熱津斯基、基辛格以及尼爾·格雷厄姆那樣的戰略理論或實踐高手，以大幅提高對外政策的預見性和戰略謀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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